4月底，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按照披露的时间表，国家发改委可能将于会后对外发布《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部署安排中国政府未来一段时间的城镇化工作。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日前表示，按照分类推进的基本原则，政府有望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由地市级以下城市向大城市有序推进，逐渐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
　　发改委如果真的先啃户籍改革这块“硬骨头”，值得肯定。要想打破近年来中国经济频于调控、疏于改革的弊病，只有率先在这些实打实的领域做出成绩来，才能为下一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创造有利的条件。要知道，户籍制度在中国的基础根深蒂固，喊口号不难，难在要在复杂利益格局中探出条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路径来。这也令相关规划的细节更加引人注目。
　　当前外界对城镇化规划的认识多来自于碎片化的报道，从去年至今的吹风看，在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块，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当为“人地挂钩”，探索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挂钩的政策，以期解决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国情下，这种制度安排可算是打中了现有土地制度的“七寸”———想要用地指标，先增加人再说。
　　此前我们担忧，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人地挂钩”有可能演变成为“赶农民进城”，重演新农村建设中“赶农民上楼”的一幕。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没有透露出相关方案，预防类似问题的发生。倘若“人地挂钩”成为定局，如何防范歪嘴和尚念经，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与社保的绑定。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社保制度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背景下，留在老家的土地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保障，无论是养老、还是失业，这些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职能，都被寄托在土地之上。正因如此，在重庆、成都等地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不少“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因为这要求他们放弃农村的土地），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工作中，如何处理这类“逆城市化”现象？是在“人地挂钩”政策下，动用行政权力，强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首先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福利，减少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最终吸引他们自愿完成市民化进程？依情依理，都应采取后一种方案，但城乡福利均等化往往意味着财政压力的增加———在经济减速，财政增收放缓的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都难承受，更不用提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了。这需要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充实地方财政，还要推进预算改革，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证钱都花在当花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工业化是带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而新型城镇化则反其道行之，希望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这意味着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不会顺风顺水，将遇到诸多困难。在户籍制度改革这一点上尤为如此。发改委强调有序推进，先小后大，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先易后难的思路，户籍制度改革最难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非一时三刻便可解决。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能否成功，才是检验整个改革成败最好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