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的经济到了今天，不转型我们难以为继。”他还指出：“怎么样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资源配置错位、治理模式单一、价值体系重塑、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结构失衡等等，都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转型。转型的目标是使中国经济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在从工业化初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的进程中，许多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统计表明，在1950—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缩小了与美国人均收入差距的10%或以上。换言之，世界上还有150多个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处于低成本生产国和高收入创新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产业结构无法持续升级，从而导致其相对于国际领先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的一种状态。
　　从人均收入看，中国已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看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即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确实“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打蛇打七寸。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必须要从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入手。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遵循着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的路径。而眼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所触动的利益格局已不能单靠外围的刺激促使其自动调整。因为，改革者也需要被改革了。简而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之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改革攻坚战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皆突出政府“守夜人”角色，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度。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表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发展思想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其所强调的严格的财政纪律、“竞争性”汇率安排、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甚或是很强烈的副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不会飞跃”（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语）这一基本原理。
　　而二战后主要由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特别强调通过政府的干预来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政策是进口替代战略。事实证明，这种战略尝试在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
　　当下的中国，以扭曲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配置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由此而产生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收入分配现状使得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日渐增强，已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阻滞了经济结构的自然演化和变迁。
　　中国幅员辽阔，省情地情差异很大，资源禀赋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干部激励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一个省份都是较为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经济体。经济学中的雁阵理论特别强调各经济体要依托自有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变迁。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各地经济转型的效果。
　　各地方经济体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要确定自身的资源禀赋如何，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可供学习的目标并发起追赶。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学习目标可以确定为人均收入高出本经济体水平50%—100%左右的发达经济体。
　　反观中国各地的产业政策，却呈现出同质化极其严重的局面。有不少省市都把汽车工业、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作为本地的产业发展目标，不惜投巨资来打造各类工业园区，却恰恰忽略了本地的资源禀赋约束，缺乏对本地要素禀赋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变化的了解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潜在比较优势的判断。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我国国内资源禀赋不同地区产业升级梯次前行的极端重要性。而我国的东中西部已经客观上具备了雁阵发展模式，各省地市作为相对独立经济体完全有可确定的追赶目标（当然，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经济体则可以寻找国际追赶目标）。仅仅实现这一过程，就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需求。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硬件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网、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法治体系、社会资本、价值体系等）的建设，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资边际回报率。
　　概而言之，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根据本经济体资源禀赋条件，探索发现产业结构变迁的道路和方向（现实的和潜在的），同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建设给予支撑，其他的交给市场。果如此，中国经济转型之时将是中国经济二次腾飞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