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自己经营的公司被要求强制拆迁，拆迁补偿协商未果，河南郑州中牟县企业主史国旗多次起诉，但诉讼请求要么被驳回，要么不立案受理，而且法院不出具任何书面文字。去找法官说理，迎接他的是“拆迁案法院不立案”、“就是立了案法院也管不了”、“这种情况是中国特色”等一连串的搪塞话语。
　　2011年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通过后，行政强拆向司法强拆转轨。按照法定程序，公民在拆迁补偿协商未果时，有权利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作为被拆迁人的史国旗，在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只要材料、资质不存在问题，法院理应受理，并以第三方的角色介入，对拆迁补偿的合理性进行核算，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执行强制拆迁。
　　法院不予立案，放言“立了案法院也管不了”，同时不出具书面文字，在法理上无疑行不通。《新拆迁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将强拆的裁决权交由法院，法院是否公正，能否跳脱地方行政系统的影响，这是另一回事。受不受理案件则是司法职责是否缺位的问题。司法力量不直接涉及拆迁补偿的利益纠纷，相对中性，如果缺位，等于掐断了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重要通道。
　　《新拆迁条例》实施后，拆迁引发矛盾的现象虽时有出现，但行政强拆向司法强拆的过渡，裁执分离，拆迁有逐渐规范化的趋势。这种规范，一是体现在补偿方式上，原来先拆迁后补偿的模式抛弃，补偿前置，被征收人享有优先保障权。同时在补偿问题上，植入了听证、争议解决机制协调等各种程序，在此基础上以市价为补偿标准展开平等的博弈。另一则是在程序上，程序正义被进一步还原。体现之一即是公民不满补偿标准，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程序看似更繁琐，但却形成了公民权利的兜底性力量，间接地捍卫了《物权法》颁布后逐渐深入人心的财产权。
　　尽管程序正义始终指向结果正义，但通过司法手段缺少行政手段的效率。正如法院回复史国旗时所述，“这种拆迁案件太多了”，正因为多，法院才希望能在行政框架内解决问题，不必动用司法资源。这种思维不是不可理解，如果在前置环节的矛盾与纠纷全部后移，司法力量当然无暇兼顾。但也要看到，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初以法治规制拆迁，告别行政强拆，正是为了让正义充分回归。在公民的财产权面前，与效率相对而言的审慎、节制与耐心，是我们更加急需的。
　　法院拒绝立案的同时，建议史国旗去找市信访局。从拆迁主体政府与被拆迁人史国旗双方的平等博弈，到申请法院居中裁决，再到寻求上访，这是一条越走越窄的道路，史国旗所剩的救济机会也越来越少。对于正常社会而言，当然是让纠纷在前端化解，更节省资源，而这其实又回到了上述问题，为何“拆迁案件太多了”？原因正在于拆迁并未完全而彻底地纳入法治轨道，行政强制还存在，司法力量无法补位，拆迁缺乏程序化的调解机制，纠纷逐渐积压，堆积到了后端，而作为救济平台的法院，又很难消化所有的矛盾，于是才有了法院无暇顾及而不予立案的怪象。
　　拆迁案不予立案，不只是法院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拆迁规范化、程序化的问题。如果法院、政府和被拆迁者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得不到清晰界定，把拆迁纳入法治轨道也会存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