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将揭开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决定新一轮改革成败的关键，是重新构建影响全局的三大关系，化解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
重新界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当前，中国的财政金融风险主要源于“货币”与“财政”关系模糊不清。一方面，货币过多地承担了“准财政”的职能。“低政府债务、高货币信贷”，就是货币充当“准财政”职能的突出表现。国有银行改革、持有外汇资产并由此承担冲销成本、通过票据置换和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并承担银行体系坏账，不仅恶化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大大限制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另一方面，财政过多地承担了“准货币”的职能。中国从1994年首次公布货币统计口径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财政存款一直没有纳入货币统计口径。2010年末，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为24277.32亿元，占M2的比例达到3.3%。财政存款规模日益扩大并随着政府收支的变化而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冲击不容忽视。
更大的矛盾在于，政府已成为“货币创造”的主体。除了外汇占款创造货币的外生方式外，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投资下的信贷扩张，成为“货币创造”的内生方式。政府投资扩张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也加重了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货币超发”的源头就在于政府财政没有硬约束机制。因此，未来的改革应在重新界定“财政”与“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建立财政预算约束机制做文章。这是防范各类金融风险的核心要义。
重新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与失衡，是掣肘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到2011年52.1%；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却从72%上升到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据观察，全球主要国家的地方收入占比都大致等于或略高于地方支出占比，体现出“收支对等”的原则。中国的“财政收支倒挂”，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于是，它们不得不“借地生财”，患上了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而且，“短债长投”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还债的压力和债务风险。因此，下一步财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并形成财政预算和各类隐性债务的“硬约束”。
重新构建财富分配与财富积累的关系。新一轮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构建财富分配与财富积累的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穷”的状况已不可持续。当前财富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和资产，把握着产权并主导了分配。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必须是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与政府财政预算挂钩的体制，推进包括公共资产权益分配机制在内的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以更好地“藏富于民”。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面对巨大的支付压力，中国要汲取欧洲高福利制度的前车之鉴，通过代际预算约束，合理确定政府消费，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避免过度透支未来，防范因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而引发的财力亏空和债务问题，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当前中国经济犹如“逆水行舟”，不改革就意味着倒退。而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都不大可能，因此改革必须实施顶层设计，必须系统全面地推进，必须重点突破进而“纲举目张”。重构上述三大关系，不仅能化解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也能为新一轮改革指明方向，从而突破中国经济转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