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首次亮出了“经济牌”，会议上的许多新提法、新理念和从中传递出的新信息，都对判断2013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在政策定位、政策作用、政策目标和政策搭配四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2013年以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向。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与以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在宏观政策定位上都有哪些变化？
高培勇：以往举凡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功能定位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立足于经济发展领域的，而且都是要突出经济快速增长或以经济快速增长为核心的。回顾一下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就会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提的是“持续快速健康”。进入本世纪之后，先后是“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平稳较快”、“又快又好”、“又好又快”，近两年又回到“平稳较快”。总之，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总是少不了一个“快”字。
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功能定位的表述，用的是“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不仅第一次少了“快”字，而且，还同社会发展相对接，将宏观经济政策视野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以“健康持续”而不再是“平稳较快”来表达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并且，将“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共同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
经济参考报：这种功能定位的转变有什么深层次含义？
高培勇：这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四层意思：
第一，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对于这一规律性现象，人们已经渐趋形成共识。
第二，随着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人们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性和深刻性，也已经逐渐形成共识。比如，已经有这样的判断，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何时走出危机难以预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经济增长下行和产能相对过剩矛盾有所加剧，我们必须抱有忧患意识。
第三，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必须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转而追求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此，人们已经渐渐形成共识。并且以此为基础，也已经形成了五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即无水分的增长、伴之以就业增加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同步的增长、伴之以效益增加的增长、资源环境可支撑的增长。
第四，随着当前中国的各方面社会矛盾步入高发期和凸显期，人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大局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发展、稳定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将“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共同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从而将经济发展领域同社会发展领域相对接，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联系，也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选择而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
经济参考报：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是作为反经济周期的工具来发挥作用的。所谓“逆风行事”——经济衰退时期实施扩张性操作，通货膨胀时期实施紧缩性操作，便是对其所具有的宏观调控作用的恰当概括。而这次会议则提出要兼容“逆周期调节与推动结构调整”，这种政策作用的变化是出于何种考虑？
高培勇：在我国的实践中，起码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最初的“积极适当配”，还是后来的“积极稳健配”、“双稳健配”以及近几年的“积极适当宽松配”、“积极稳健配”，都是立足于其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而布局的。
与以往单纯致力于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有所不同，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用的表述是“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换言之，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具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的效能。这自然是有深刻的原因和考虑的。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震荡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表明，这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系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交织的产物且主要由经济结构失衡所引致。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二，当下的中国经济，正陷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矛盾相交织的怪圈之中。只有双管齐下，兼容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种效力，方可能让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对接上中国经济的现实。
第三，在反危机的过程中避免伤及经济结构，或者说，不以伤及经济结构为代价换取反危机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留给我们的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入手，通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最终实现以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彼此兼容。
经济参考报：纵观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你认为，与前些年相比，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哪些问题？
高培勇：在这一轮反危机的操作中，最初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锁定于“保增长”的。当把保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时，我们自然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全力加以追求。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缓解和变化，保增长为“稳增长”所替代，同时，宏观政策目标也逐渐多了起来——在稳增长之后，先是因流动性过剩驱使物价上涨而添加了“控物价”，后来又随经济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添加了“调结构”，以致形成了由“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所组成的所谓三重目标。
2013年，随着前几年反危机操作中举借的各种债务陆续进入清偿期，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逐渐凸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便成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上述三重目标的基础上，又将“防风险”添加到宏观经济政策系列性目标的行列中，从而形成了由“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和防风险”所组成的四重目标。
经济参考报：当目标不再是一个，而是三个、四个甚至多个时，我们便不得不将宏观调控资源分散使用，着眼于同时攻取多个阵地、同时实现多重目标。您觉得，这向我们传递了哪些信息？
高培勇：对于今年宏观政策目标，我认为主要透露出三方面信息。
第一，2013年的宏观调控操作，应当在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之间周旋。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空间相对狭窄。
第二，即便稳增长的需要已经变得十分紧迫，即便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不能像过去曾经做到的那样，全力追求或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于稳增长，而必须兼顾多重目标的实现或平衡。
第三，在多重目标的牵制之下，当前的宏观调控颇似一场“拔河赛”——哪一方面的压力(形势严峻程度)来得大，宏观调控的资源配置便会向那一方面倾斜。故而，宏观调控的目标排序或作力重点难免摇摆不定。
经济参考报：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为契机，我国已连续实施两年的“积极稳健配”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延续至第三个年头。那么，这个“积极稳健配”与前两年相比有何不同？或者说有何新的政策意义在里边？
高培勇：此“积极稳健配”非彼“积极稳健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称谓下，往往隐含着不同的实质内容。仔细地盘点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便会看到，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积极稳健配”系一种趋向于稳健的宏观调控安排。
第一，鉴于当前主要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陆续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必将带动全球主要货币大量放水，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再度全面加大，其溢出效应必将影响我国；鉴于我国的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正在蓄积和凸显，随政府换届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地方融资平台冲动；也鉴于以往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压力始终未能缓解，包括外部输入和内部新增在内的新一轮通胀压力正在生成，凡此种种，都将极大地牵制或压缩货币政策的作为空间，使其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于控物价和防风险。
第二，从构成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增赤、减税和扩支——看，2013年的财政赤字固然会相应增加，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悬崖”以及我国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等方面因素的阴影下，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3%的国际安全线以内；减少税收显然是2013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但常识告诉我们，较之于扩大支出，减少税收带来的扩张性效应相对较小、相对间接；扩大支出的操作固然可用，但在2013年将不能不有所节制。各级政府不仅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支出，而且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非做不可、不干不成的重要事项。所有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积极财政政策操作所能产生的扩张性效力。
第三，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药效已经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即便再用2008年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措施，其所能产生的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这同时意味着，为了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我们必须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在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之间走出一条彼此协调、互相照应的路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发生了至少四方面重要变化。首先，宏观政策定位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其次，宏观政策作用兼容“逆周期调节与推动结构调整”；再次，宏观政策目标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与防风险”；最后，宏观政策搭配在“积极稳健配”的名义下趋向于稳健。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