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收入分配纳入总体改革框架中
2013-02-28   作者: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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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改革突破口专家谈

  在未来的改革中,收入分配将是一个很突出的方面,不能只就收入分配讲收入分配。前一段一直说要搞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我一直感到时机上不成熟,因为收入分配涉及方方面面体制,在没有一个整体改革布局的前提之下,单独讲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很难推进,而且一些深层次的、突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体制问题,恐怕很难触及。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改革有可能获得实质性推进。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要放在总体的体制改革这个框架中来考虑。

  更多地从总体改革角度考虑

  影响收入分配最突出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大范围的、严重的腐败。这造成了政府失效、造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矛盾、冲突,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第二,是收入差距过大。腐败和收入差距过大,都和现行体制有关,说明体制改革滞后了。
  第三,认识上和一些政策上的偏差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过度干预经济,用政府权力来保护垄断甚至培育垄断,人为造成大量寻租机会,造成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第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失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而不健全的城市化对收入分配也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怎么推进改革?如果仅仅定义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这个定义就窄了。财政体制、土地出让制度等等,很多相关的体制问题需要改革。如果离开这些领域的问题去谈收入分配改革,那就可能抓不到要害,也拿不出一个健全、完整的方案。所以我觉得思路还要拓宽,收入分配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我们在推进改革上,要更多地从总体改革的角度考虑。

  总体改革项下的几个主要分项

  未来改革有这么几个方面可能比较重要。
  一是财税体制。我国10多万亿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各种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加在一起,政府掌握和分配的资源,按2011年计算超过17万亿元,占GDP比重高于36%。这么大量的政府支配的资源是怎么花出去的?
  例如,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超过50%是用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用于全社会福利。而我们这方面的支出,不到政府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相反,我们的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大大高于国际一般标准,这里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和非正常支出。再加上政府用于公共投资项目的支出的腐败、资金流失,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如果不去解决,那么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财税体制改革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是土地出让制度。现在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卖地,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这个局面怎么形成的?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可能存在问题,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够,履行一些公共职能没有资金来源。而一年3万多亿元资金的管理又非常不透明、不规范,漏洞非常多,有很多的流失。是不是应该考虑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商业性用地,让农民和需求方双方在市场上见面,政府起监督作用。
  如果要改革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就要重新调整。现在实际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量很大,但有一半的转移支付是通过专项转移方式,而专项转移常常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部门领导自己说了算,造成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到中央来争取项目、争取拨款,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大量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分配出去,也不可能保证公平分配。应该通过调整财政分配方式,减少专项支付,充实地方常规预算,以此来保证各级地方政府担负的公共职能。
  三是对垄断收益和资源性收益的税收问题。比如石油部门的成本利润率大约是整个工业平均成本利润率的7到8倍,资源税改革实行了5%的从价税,这是资源收益很小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是对矿产资源部门的利润征税,资源税税率是利润的30%,我们5%的从价税如果折算成利润的比率,不到15%。从价税很容易通过提高价格把税负转移给下游、消费者,等于这个部门可以不承担税赋。如果变成针对利润征税,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四是垄断问题。我们的一些垄断问题是行政保护造成的。比如说银行,一年超过1万亿的净利润怎么来的?是靠通过人为规定基准利率这样一个行政的办法,保证了银行远远高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高利润。对这样的垄断利润是不是应该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
  同时也要考虑利率更加市场化的问题。当前更重要的是降低金融领域的门槛,让更多民间的、小型的、地方性的金融机构能够进入。小企业贷款难,很大程度上是现在的金融市场结构决定的,因为我们是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几家大银行面对千千万万小企业,它不是一个适合给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体制。如果没有大量民间的、小型的金融机构来参与竞争的话,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没法解决。
  五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在说农村劳动力供应减少了,出现劳动力短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现行制度造成的。改革三十多年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改变,同时社会保障没有跟上,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么一种情况。农村40岁以上的劳动者从打工城市返回农村的非常多,回去以后常常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劳动资源能够充分利用的话,中国现在不应该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的城市化率才50%,将来如果到80%,还要有三、四亿人变成城市居民。但是这个过程受到现行制度的阻碍,这些方面的制度需要改革。
  要说到改制度,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提出来,钱从哪儿来?这么多人要解决福利和保障问题,财政拿不出钱来。这又和前面的财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能把非正常的支出都压下来,把该收的垄断利润都收上来,那么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资金应该是充裕的,用不着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六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阶段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搞政府投资、搞宽松货币政策,这中间由于一系列的制度没有跟上,一些垄断部门、垄断性企业、大企业从宏观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在这中间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所以接下来,改善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应该成为改革重要方面,围绕这个方面,有很多体制和政策是需要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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