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终，围绕薪酬与年终奖的话题多了起来。比如巴克莱（Barclays）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前任主席埃里森·卡恩沃思（Alison Carnwath）上周三就说银行家的报酬水平已高至“无耻”的地步。她曾反对发给因Libor操纵案而辞职的前首席执行官鲍博·戴蒙德（Bob Diamond）270万英镑的2011年年终奖，因股东回报率太低，希望戴蒙德作出表率。
　　作为对公众的回应，欧洲投行决定在未来几周将奖金总额削减20%。据估计，包括巴克莱、瑞信（Credit Suisse）和瑞银（UBS）在内的各家银行，计划将2012年总奖金最多削减15%，投行部门降幅接近1/5。同样卷入Libor操纵案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也承诺削减奖金。
　　这是一项现实的选择。普遍认为，银行从业者的贪婪与不节制，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危机把整个经济带入风险中，至今仍在危机状态下徘徊。而给公众带来危机的银行家，却常常享受着高额的薪酬及奖金，且常常可以逃脱对他们的追责。他们不配享受如此高薪。正是这一逻辑，银行业高薪开始受到公众更多诟病，欧洲乃至他们的竞争对手华尔街都概莫能外。
　　关于降薪的一个最有力的说辞是，这将拉大欧洲银行业与美国银行业的薪酬差距，进而降低欧洲银行业的竞争力。根据近些年的实践观察，银行尤其是投行部门，靠高薪留住优秀员工已成为行业惯例。银行需要优秀人才产生更多的价值，从而使银行走出低谷，但在面对薪酬话题时，又要照顾到股东和公众的情绪。低薪酬到底会降低多少竞争力，仍是银行业为之困扰的主要话题。
　　高薪呢？对高薪的诟病是这波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主要衍生产品。在这些批评声中，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高薪在增强银行业竞争力的同时，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银行业需要高端人才来创造更大价值，之前的操作模式基本上是沿袭着这样的思路，但这一思路的最大风险是交易员往往会为了更大回报铤而走险（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实，正是股票期权分红制度使得各大金融机构大量使用金融杠杆来提高其收益），赌赢则意味着腰缠万贯，赌输的结果却是其所在银行的灾难。且不论他们给全球银行业放进了多少有毒债券，看看近些年倒闭的那些老牌银行，又有多少不是“天才交易员”的杰作？
　　当然，把一家银行的倒闭仅仅“归功于”某个交易员有失公允，但交易员为谋取更多佣金而采取的赌博式的业务模式，又何尝不该引起重视。这对某家银行的教训是，当董事会启动高薪刺激新的业务拓展时，如何对交易员的交易进行有效监管是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一监管并不容易。银行通常难以吸引到具备监管能力的高端人才，即使拥有足够份量的监管人才，有效平衡监管与效率的关系又是一个重要的难题。银行需要在监管与效率之间寻求到有效的平衡，也需要为这种平衡提供一项灵活有效的制度设计。
　　然而，对某家银行而言，上述设想又太过理想化。尽管个体银行很难在监管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但让其放弃高薪策略从而压抑交易员的冒险冲动，也是一个很难完成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竞争市场内主动自废武功。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巴克莱、瑞信等银行在降低薪酬时仍显得忧心忡忡。
　　不让个体银行忧心忡忡的选项之一，是建立行业性的薪酬调节机制。该机制既要确保薪酬照顾到银行员工、股东、监管者、公众各方的诉求，又要不至于抑制整个行业的效率与活力。基于此，美联储曾提出监管银行业薪酬的设想，欧盟委员会也曾打算对银行业的薪酬加强管理。然而，过了发薪季或危机期，这恐怕又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