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地方“两会”的次第召开，目前已有19个省区市设定了两位数的投资增长目标，11个省区市高于20%，其中贵州以53%位居榜首，天津以13%暂处最低，而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为15%。
　　今年各地投资大都定位为新型城镇化、新兴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不过，不论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新兴工业化布局，还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配生而出的基建、交运等投资，市场较难清晰识辨出这些投资的全新含义。现在，我们需要事先就做好各种准备，以防新一轮投资中的一些部分如果加重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负担、加剧地方债务负担，届时该如何应对。
　　内外需不足投资补——这既是以往经济粗放增长的路径依赖惯性，又潜存着投资不足的经济周期风险。毕竟，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归宿，长期投资拉动终究面临着谁来消化投资下的产能和资本过剩等问题。最终内外需增长乏力，本质上是投资不足风险的显露。即由于消费品投资直接面临产能过剩和内外需牵制，并压低投资边际收益率，长期倚重迂回生产周期长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拉动，因需大量真实储蓄资源支撑，一则不断挤占迂回生产周期短的消费品制造业的资源，导致农业等消费品出现供给冲击，加剧通胀陡峭化，一则在人口老龄化拉低真实储蓄率下，资本密集型投资将面临投资所需的储蓄资源不可持续风险，最终导致大量资本密集型投资项目，可能积聚一定的经济金融风险。
　　事实上，今年各地已面临着投资不足的缺口风险。目前地方政府与国企负债已高达GDP的206%，在地方高债务、且居民最终消费已压缩到GDP的35%左右下，新一轮投资无疑将面临突出的真实储蓄缺口问题。即要为新一轮投资筹集储蓄资源，在居民最终消费储蓄降无可降下，最终不得不通过通胀来完成投资资源的筹集。在通胀预期趋高下，私人部门将会不愿持有现金通货，而倾向于尽快把钱花掉，并以实物储蓄替代存款储蓄，加之出口重镇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通过投资稳经济增长，新一轮投资将可能面临高成本、低金融杠杆风险。
　　由此可见，当前摒弃经济增长目标，尤其是以基建主导的地方投资增长，使地方政府投资真正回归到公共服务领域，以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不仅可缓解投资不足带来的经济敞口风险，而且有助于真正贯彻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最终消费内需提供动力，以助力经济由投资拉动转型为内需拉动。
　　具体而言，旨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尽管相比基建等投资对GDP增长不会立竿见影，但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同增加居民的防护性保障，是对居民的减支和变相增收，这将有助于缓解居民担心通胀预期而不愿持有现金，进而避免通胀风险，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内需推动转型。
　　同时，当前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源自目前这方面的财政预算无法满足人口城镇化的较大公共服务支出缺口。而政府财政预算编制的公共服务化，甚至地方负债支出的公共服务化，将使城市吸纳更多户籍人口，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潜力，这将为城市经济注入增长活力，出现消费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循环，使投资与消费、储蓄协调发展，避免再度滑入房地产化、基建投资和土地财政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