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袁隆平在央视一节目中说，“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犯罪的行为来限它，我参加过好多宴会，好多种菜十几种，二十种菜，每一样蜻蜓点水吃了一点点，其它全部倒掉，如果你限制，有好多人吃好多，浪费了之后要罚款。”此一建议引发了广泛热议。（1月24日《新安晚报》）
　　袁隆平所谓“将浪费入罪”的阐述，初衷不坏，但值得商榷。一则，该思路多少有点“法律全能主义”的意味，奉行的仍是“重典治乱”的套路；再者说，“浪费”有多种，不加区分一律入罪，不仅可操作性有限，也极易造成误伤。
　　袁隆平诱发的讨论，其核心不外乎是，全社会该如何评价“浪费”？又该怎样抑制“浪费”？前一个问题，袁老的答案是，“出台法规，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这其实是个尝试。因为众所周知，即便没有专门的立法，“浪费”也一贯被视作不光彩、不道德乃至可耻的——这一认知，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
　　知易行难，拿出可行方案控制浪费，才是更迫切的命题。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个人消费型浪费与公款浪费。二者有关联，但也有分野。前者，与某些非健康的世俗文化关系密切，诸如享乐主义、面子心理；而后一种浪费，则可归拢于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三公”开支不透明、财政预决算编制宽松等等。
　　减少自费式浪费，实则是个改造“餐桌文化”的过程。倡导节制、精致用餐的理念，强化“浪费”的耻辱感，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并需以时间和耐心相配合。解决治理“公款浪费”，答案清晰而直接：一方面，推动公务餐饮的标准化，杜绝“胡吃海喝”的存在理由；另一方面，促成财政运作的彻底透明，切断“公款吃喝”的资金链条。
　　当人们谈论“浪费”的可耻，请别忽视“浪费行为”的复杂性。对于不同类型的浪费，理当遵从不同解决路径。个体消费所导致的浪费，以健康的“文化替代”，以及长久的“耻感灌输”应对；而打击公款支撑的浪费，则终要依赖更严密、科学行政体系的建构……凡此种种，怎是一句“浪费入罪”所可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