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扩张是过去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核心元素。每轮宏观调控之际，货币政策都扮演了主要角色。比照十年前后，我们发现，这段时期变化最激烈的恰是货币金融领域。
不久前，央行发布的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进一步夯实了中国货币金融环境已发生变化的论点——金融脱媒大势已定，直接融资渐成气候，市场化在倒逼金融改革。
十年前，我国的金融体系高度依赖银行系统。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据社会融资总量的91%，社会经济几乎悉数被银行信贷控制。但从2010年开始，这一比例已跌破了60%，随之继续下降到2011年的58%和2012年的52%。这也就是说，股票、证券、信托理财、私募基金、民间借贷正成为资金供求双方的主战场，它们完全能通过资金的银行体外循环，实现更高效率的资金对接。这是金融学典型意义上的“金融脱媒”现象。
金融脱媒在这十年间的加速演变，与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一来，实体经济低迷，很多领域资产泡沫膨胀，投机性资金需求旺盛，为快速获得所需资金，不惜承担高昂的借贷成本，而满足这类需求显然非银行部门更加得心应手。二来，在国企越来越强势的格局下，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成为银行信贷大户，民企贷款艰难。中国融资系统于是分化为两极：既得利益阶层把银行当“取款机”，民间阶层只能诉诸直接融资。三来，央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的举措可圈可点，资本市场扩容成就斐然。多重力量的合力，终于撬开了过往铁板一块的银行式金融体系的坚冰。
不过，中国式金融脱媒带有典型的“倒逼”特征，主动的金融改革痕迹并不明显。比如，在成熟经济体占据主导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比例依然不高。层层的制度障碍和行政烙印，导致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结构性矛盾沉疴遍地。
以公司债为例，这本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上佳途径，但相对于国债和金融债，企业债发展十分缓慢。2004年《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至今6年，虽然金融高官、专家学者不断呼吁加快公司债等市场的发展，但停留在口头上的局面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公司债市场不仅受到强力的行政管制，发改委独掌审批权，而且在体制上始终难以推进，至今仍无明确的地位认定。正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直言，“中国公司债市场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公司债是用市场手段规避市场风险的得力工具，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用行政管理手段控制风险，却成了有关部门长期不愿抛弃的工作思路。
最近两年，发展最为凶猛的则是高风险系数的信托市场。截至去年底，信托市场总规模已突破7万亿，超过了国内第二大金融机构保险业6.9万亿元的规模。看央行公布的数据，去年信托贷款增幅最猛，从2011年的占比1.6%蹿升至8.2%，全年新增额为2011年的近六倍。可以料见，信托融资是近两年金融脱媒加速的重要力量。信托业从来就是利益纵横交错、三角债、多角债最为集中的行当，如此高速的爆发，俨然开始为中国式金融脱媒拉响警钟。
超常规的金融脱媒速度，也加剧了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随着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银行系统只能在总量上大做文章。表面上看，有了非银部门的扩张，近几年银行信贷屡屡创出天量，可与非银行融资系统的扩张相比，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2008年之后的信贷扩张确实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正常需求，由此产生了对不良资产卷土重来的深深担忧。远超警戒线的信贷GDP比、近百万亿广义货币M2，都在高度警示：银行信贷切不可与非银行部门的扩张“竞赛”。
所以，金融脱媒趋势固然可喜，但隐藏的风险巨大；万不可因非银行融资高速扩张，就以为天量信贷十分合理。稳固金融脱媒趋势，首要在于控制信托等市场的野蛮生长，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同时扫清债市和股市的制度障碍，大比例提高股票、债券在社会融资总额的占比。
发达国家银行的发展史证明，真正的金融脱媒，必以损失银行利益为前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工程化趋势的高速推进，各种新金融产品汹涌而出，证券市场成为欧美经济的主血脉，银行的媒介作用日趋萎缩，失去了融资的主导地位，因为利差收入剧减，银行依靠传统业务已难以维持生存。
而当下中国银行业的主要盈利仍然依赖存贷差，非利息收入仅占收入总额的19%左右，而国外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达到35%以上。在中国银行业现有的资产结构中，信贷资产一般占85%左右，利差收入在总收入结构中占90%以上。很显然，以我国当下的金融格局，并不足以支撑健康的金融脱媒，这也是如今中国式金融脱媒矛盾四伏、问题重重的原因。
在仍要确保银行利益的大前提下，中国式金融脱媒注定了将要经历更为艰辛、更为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