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府领域掀起的去除繁文缛节、追求实效、转变作风的行动，从绩效角度看，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劳动生产率，以更低成本和更少时间创造公共服务价值。中国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社会的效率提高与价值提升是必由之路，前者意味着单位时间产出更多，后者意味着同样产出的价值更高。
　　按世界银行去年在东亚经济发布会上的报告，2010年东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欧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的1/2。按购买力平价，中国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90年增长1倍以上，但仍不到经合组织国家的一半，也不如拉美国家水平。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只相当于其平均值的百分之几。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有学者归咎于制度，在制度安排上还做不到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成长与公平竞争。但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也许是更根本的因素。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一个美国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一个爱尔兰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5.59万美元，一个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低，收入自然也低。
　　以前，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可以弥补效率的不足，人多，经济规模自然大。目前显然到了“向效率要效益”的时候了。
　　一是要通过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等方面的努力，让要素资源更多地流动起来，配置到能够产生更高价值的产业中去。这是在宏观层面创造更高效率。
　　二是持续不断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尤其是对关系到实体经济长期竞争能力的领域，要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劳动技能和技术诀窍的提高、管理优化等方面，狠下功夫，坚持不懈。这是在微观层面创造高绩效。
　　三是在全社会形成追求高绩效、提高生产率、务实创造、创新价值的文化。列宁曾说，“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统计部门应该把劳动生产率指标看得和GDP、CPI一样重要，进行研究、比较和发布。
　　中国的民富之道，从长远和根本上，要靠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新能力，这是主流。而补贴、转移和分配方面的改革，只是阶段性的步骤和服务于主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