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要告别掠夺式增长的逻辑
2013-01-05   作者:苏培科(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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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培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目前中国正准备将这一预言变成现实。
  前段时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话音刚落, “新型城镇化”便成为中国的舆论焦点。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开始率先反应,房地产以及与投资有关的钢铁、水泥、机械、煤炭、有色等股票开始高调炒作“城镇化”概念,再加上发改委编制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另外,各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的纷纷出炉,使得城镇化概念进一步升温。且不论这40万亿从何而来,但从目前躁动的“城镇化”来看,若继续搞“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则未来会有很多麻烦,比如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享受不了市民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后果会很严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千万不要再以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目标,否则这种房地产化的城镇化会失败。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城镇化依然是以投资驱动和“房地产化”为主,是一种功利性的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的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将投资“铁公基”的发展模式转向城镇化建设,就有可能形成过度的城镇化。如果一味地扩建城市,抬高房价和地价,盲目求大,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现代城市管理能力,则会给未来埋下衰退的种子。据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中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先不论其现实可行性,仅这种“膨胀”的规划就不免让人担忧。
  现实的情形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膨胀是有极限的,历史上很多曾经繁荣的古城最后大都沦为空城,主要是由于衣食住行的供给不足、水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因素导致人们无法继续生存,虽然现代的交通、物流业解决了超级大都市的衣食住行,但水资源、空气污染、突发性传染疾病、交通堵塞和城市化管理又成为新的挑战。有人统计,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 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如果按照北京10年来年均21.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计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立方米/人,仅为极度缺水线的1/5。显然,全国各地盲目追求超级大都市的思路应该要调整,而小城镇的发展也不宜走集约化或扩张化的道路,否则也会埋下灾难的种子。
  其次,切勿再将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有人认为,这个“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农民工,若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未来潜力巨大。如果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非农产业平均水平或一半,则可以释放1.5亿至2.1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仍将保持8%-9%的增长。
  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镇化”逻辑,恰恰是需要我们反思和警惕的。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颓势,在刺激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很多人建议大干快上“城镇化”,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城镇化”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悲哀,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缺乏信心的表现。这些年所谓的“城镇化”,实际上很多都是简单、粗暴的移民和拆迁,将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赶向城市,将农民的土地腾挪出来搞房地产开发,这种城市化实际是在搞“圈地运动”,而不是在推动农民“市民化”。从以往农民变市民的群体来看,大都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原因是他们的土地率先“城市化”了,“市民化”只是为了交换农民的土地。而1.6亿农民工却受户籍等制度的限制,进城之后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无法与真正的市民享有平等待遇。如果真想提高“城镇化”比率,除了要尽快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大公共福利供给和社会保障,提高进城农民的收入、就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第三,不能再将掠夺农民利益作为城镇化或经济增长的目标。
  农业生产产出较工业和服务业低真是农民生产率低下吗?未必!比如一个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收入较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并非是进城农民的生产能力立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以农补工”等定价机制所致,看看玉米、稻米和小麦这三大主粮价格有多少年没有动了,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和通胀速度在这十几年大幅飙升,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收入低下和迫使年轻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就成了必然,而非简单的生产率因素。如果宏观层面为了避免物价上涨而控制农产品价格,那就得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不能再一味地压缩农民的利益,否则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会存在大问题。显然,如果再不改革这样的城乡矛盾,继续搞掠夺式的城镇化增长逻辑,将难以为继。
  因此,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切勿再搞“圈地运动”和集约化大发展,反而应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是正途,实现城乡共荣的局面,避免盲目追求那个充满矛盾的“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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