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美欧各国先后出台了多项经济刺激计划，对于避免经济过度震荡、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欧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各异，对这些政策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于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财政紧缩政策。2010年8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债限法案，内容包括设立“国会联合特别减赤委员会”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计划在未来10年内削减至2.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欧盟各国同样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措施，处于债务危机漩涡的“欧猪五国”首先采取削减财政赤字的紧缩财政政策。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IMF和欧盟给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希腊承诺未来三年内削减财政预算300亿欧元，财政赤字率从2009年的13.6%降至2014年的3%以内。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也推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
二是欧美都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主要是向金融机构注资，从而促使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最终国债收益率为负值，利息负担减轻。欧洲央行则主要是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以使欧元区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得以释放，暂缓欧洲国家因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其一，美元贬值债务上限提升。美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货币的发行权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权，因此可以同时操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美国债务负担过重时，就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减轻美国的实际债务负担，从而冲销对外的巨额债务。其次，提高债务上限。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使美国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美国政府除了实施紧缩的财政计划、削减财政赤字外，还提高了债务上限。
其二，欧洲背景复杂，没有明确统一的方案。欧洲各国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从早期的冰岛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并且持续扩大。为了防止债务危机影响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欧元区各国对外宣称制定和实施了多种救助方案与措施，但真正落实的措施少之又少。主要原因是被救助国家虽然制定了缩减财政的计划，但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实施细节，且这些国家认为“不救援”的可能性不大，从而导致在紧缩支出和减少赤字过程中行动不力，最终救助计划落空，债务危机的解决难上加难。
其三，欧洲各国等待援助，自救积极性不高。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引起的，内因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缺陷，外因则是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外援救助只能暂时使危机国家避免违约和破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问题。紧缩性的救助使复苏的经济更加艰难，雪上加霜。但是，自救与外部救援博弈重重，陷入危机的国家希望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多实施一些救助计划，而别国则期望危机国家多采取救助措施，导致了自救与外部救助博弈的产生。
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前瞻性。当前世界经济还处于复苏之中，对我国而言，还不是退出刺激政策的好时机。我国要理性面对全球经济长期疲弱的趋势，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连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把握好制定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防止多项政策叠加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
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泛滥、金融杠杆率过高是欧美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我国金融创新远远不够。目前我国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促进传统企业产业升级，拉长产业链，激励金融创新，努力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有利于提高就业率，还有利于解决我国在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向高端、高质、高效转型升级。
应理性看待亚洲货币一体化。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各国的区域金融合作意识，一时间，世界各国对“亚元”的讨论变得尤为热烈，各种货币合作的构想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方案均在谋求区域货币一体化利益的同时，忽略了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而后者正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同时，亚洲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建立亚洲货币体系时机还未成熟，中国应当谨慎开展区域货币一体化合作。
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确保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应客观全面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制定合理的债务率警戒线，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引导地方投融资业务的健康发展，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同时对于地方政府资金流向进行监控，确保资金合理使用。最后，为地方融资找到合适手段，保证地方政府债券的安全性。
要将紧缩财政政策与经济刺激政策有机结合。仅仅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只能让经济状况陷入“下降螺旋”，应该结合刺激政策促使经济和就业的增长。我国在回收流动性的基础上，更应当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能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来治理国家经济问题，结合刺激政策，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强对小微企业支持，避免经济低迷和下滑的风险。
兼顾效率与公平，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高福利制度是欧洲等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严重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执行。我国政府应当确定公平的分配制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防止未来贫富差距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