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序幕再度开启。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进行审议。该议案拟授权广东先行先试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广东的授权改革之所以备受期许，在于清理现行行政审批项目有助于缓解经济社会运行成本过高问题，压缩公权自由裁量空间和权力滥用问题，探寻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新型经济社会管理机制。
　　广东在向国务院提出试点申请前，就积极鼓励社会自治组织发展，并允许非政府性社会自治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不仅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治组织的存活率，而且传导出行政审批不是经济社会治理，也不能替代经济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等信息。政府向社会自治组织购买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行为，其旨在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效率。
　　显然，这一清晰的改革见识，透射出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步，根源于政府治理理念和政府职能转型的发展。大政府与小市场和社会的经济社会治理架构，在扩大公权行权边界的同时，也导致了政府过度地揽责，即任何公权行权的背后都有政府信用的背书。这种局面需要改善，方向就是培育社会组织来促进社会自我发展能力。
　　这就不难理解，200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分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但是，重审批轻监管、一些领域内权力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等，使一些权力寻租滥用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部分部门通过把取消的行政审批下移至事业单位等，并衍生出一些强制性、随意性事业收费服务，给人以“左右口袋互倒”的感觉。
　　我们认为，当前广东先行先试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然不是单纯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整顿，而是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一次进步转型，是对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体系的探索。即有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非是单纯的放权简政，而是亟需政府治理思维和政府职能转型的根本性调整，以厘清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这需要塑造权力的公共服务理念，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权力的行权边界，摒弃权力即管控的理念，应明确权力是构建于公法（程序法）之上，维系的是程序正义，经济社会的实质内容规制源自刑法、公司法、民法等私法领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收敛权力的自由裁量和寻租空间。
　　同时，鼓励和培养各类经济社会自治组织，可以探寻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近年来，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进展，明显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恰源自经济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完善，而令行政审批一放就乱，进而导致行政审批明松实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