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随着2012年的远去，人们似乎觉得松了一口气，想想在2011年的尾声，很多人都猜想2012年会异常艰难：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突然走低，再加上全球大国政治换届效应，似乎一定会发生点类似玛雅预言式不测，但是站在2012年的圣诞回望这一年，这一年其实没那么差。
　　同样地，站在2012年尾声开始推测2013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倒是觉得2013年有非常大的鲜明性。如果用4个词来度量：信心、增长、货币和稳定，那么这4个词所体现出来的维度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观测方式。
　　在信心方面，危机肆虐的时候领导人会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它指的其实是短期信心，刺激性的政策要配合动物性精神的崛起。那么现在的信心其实是长期信心，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处于长期平稳的增长速度之中，中国人是否对长期发展有信心。背后的故事很简单，中国经济处于长周期的拐点，潜在经济增长渐趋下行和平稳，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建立中长期发展信心，脱离以前的“增长速度信心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长期的中速增长的成果能够比过去高增长时代更充分地被全体人民所享有，那么这也是建立信心的来源。瑞典等很多国家曾经出现一种GDP零增长下的更充分就业，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满意，也许这也是“就业优先放在增长优先”之前的道理。
　　但是这种“新型信心说”似乎还未完全确立，一些观点并没有觉得投资拉动增长方式需要立即纠正，而是觉得消费应当再给力。很多外资投行的经济学家都在鼓吹“以投资拉动高速增长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他们的银行有大量利益在大宗商品方面，如果中国放弃了固定资产的高投资哲学，那么澳洲和巴西的大宗商品还是一蹶不振。于是，他们不断灌输拉美出现的这种陷阱主要是投资率不足，而没有强调恰恰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非普惠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满。社会的一些不满、民粹的兴起，导致资本外流，造成了投资严重不足。但却被这些人断章取义成“主要原因是拉美这些国家不愿意加大投资率”。
　　这种“高投资依然是最重要财富”的观念流行，一些民众于是将新型城镇化看做是另外一种刺激计划，城镇化概念一出，房地产开始狂飙，一些人急着去抢房，真害怕以后再买不起，较高的信贷投放数字和货币增长又加剧了高通胀担心。
　　过去的城镇化是人口流向城市，但却不创造条件让大多数流动人口留在城市，城市赚取了工业利润、土地房地产收益、低保障造成的支出节省等等，这是一个城市赚钱的过程。但新兴城镇化要将人们真正留在城市，就要给更便宜的房子、小孩上学、社保医保、社区服务……这比过去要花更多的钱。所以这种城镇化不可能是投资拉动型地产型的城镇化，这时的信贷高投放可能会有相当部分去往社会性投资，而不仅仅是“铁公基”，前者造成的投资乘数效应是比投资拉动型要小的，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也会低一些，那么通胀也会收敛一些。
　　如果决策层是将城镇化看做是“社会投资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是分配到医疗、教育和保障等多元目标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铁公基和地产”的城镇化，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行，但社会看上去更稳定，这是一个更为可取的结果。无数事实证明，社会稳定下的匀速发展，是逼近前沿型增长的唯一法门。太多的国家历史悲剧证明了，在没有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伴随高通胀的高增长是如何突然夭折的，就像庞然大物突然崩塌，带着惊愕，没有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