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民生经济领域有三起新闻事件备受关注。一是，广东汕头一家内衣作坊发生纵火案，14人死亡、1人重伤，起因是该作坊老板克扣打工仔刘双云500元工资，刘双云纵火报复。二是，患尘肺病的农民工张海超在“开胸验肺”事件3年后，其低保待遇被取消。三是，随着薄熙来被双规，在“唱红打黑”风潮中受到冲击的重庆民营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民企老板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善。从表面上看，这三起新闻事件各自独立，彼此之间并无关联，但细究之下就不难发现，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刘双云、张海超还是重庆民企老板，其命运的变化都是“低人权经济”影响的结果。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低人权优势。该论断认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由于人权保障水平低，企业用工极大地节省了成本，从而获得了产品竞争优势。与低人权优势相伴的，还有一个所谓的“人口红利”，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撑。在笔者看来，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基础之上的经济形态，可以称之为“低人权经济”。除了众所周知的低工资、低劳保以及恶意欠薪之外，笔者所理解的低人权经济还包括权力之手可以任意修改经济规则，合法的私有财产随时有可能被侵犯等。
　　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经济模式的确具备某种优势，这在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高增长中能够找到佐证。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伤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劳资之间的冲突埋下隐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其次，它是一种涸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助长GDP崇拜而漠视民众福祉，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次，低人权经济也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为国际贸易争端增加了潜在因素。最后，低人权经济与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愿景背道而驰，而这一点是它最致命的弊端。
　　从刘双云纵火报复案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撕裂；从张海超“开胸验肺”以及低保被取消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弱者的无助；从重庆民企老板的“黑白”变局中，我们看到了产权得不到保障，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这些鲜活的事实，揭示了低人权经济与时代要求严重不相称的一面。它们带给我们的具体而真切的痛感，绝非靓丽的宏观经济增长数据所能抵消。
　　这些年来，在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的权力寻租、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日益严重，整个社会呈现出权贵化特征，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低人权经济的大量存在。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起案例之外，多年来时有发生的矿难事件、讨薪事件、强行拆迁事件，均是低人权经济的表现。为此，我国出台了数不清的红头文件，多位政府要员乃至总理都出面疏通，但结果依旧不如人意，一些问题甚至愈演愈烈，这与我们高喊的民族复兴口号和致力于塑造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
　　长期的人治统治是低人权经济产生的历史根源。应该承认，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低人权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表现在民众通过人代会参与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或通过听证会表达微观经济诉求、经济立法不断完善与执法日益到位、社保体系覆盖面逐渐扩大等方面。但是，改善力度、速度和公众的期待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总体上看，中国低人权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前不久，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有一番讲话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十个“更好”，可视为改善当下中国低人权经济的阶段性目标。对照这些目标，可知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中心任务，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是其中的关键。在此，笔者要补充的一个观点是，变低人权经济为高人权经济（或者说是人权有充分保障的经济），也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什么是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既要从高端产业、核心技术、先进生产力这些物的层面去理解，更要从人权有充分保障的人的层面去理解。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尊重人性、保障人权的。一个充分保障人权的经济体，不仅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摩擦成本并增进公众的福利。而这一目标，必须靠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的双轮驱动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