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资本市场大小案件，美国证交会（SEC）很讲究时机：通常在市场低迷时动手。恰好目前就是这样的时机。上一轮豪赌曲终人散，在美国上市的不少中国公司的财务问题渐渐露出了水面，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不用担心监管影响股市，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于是，美国证交会动手了，同时还正式启动司法程序，要求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关联公司交出其相关工作底稿，否则就考虑取消其为美国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资格，将其赶出美国资本市场。
　　四大会计事务所宁死不肯交出底稿，却非说中国法律不允许，而其在中国的分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如此看来，“四大”似乎显得很冤、很无奈，美、英主流媒体确也如此刻意渲染。其实不然。“四大”自身也不想交出底稿。贩夫走卒尚有许多小小秘密，“四大”纵横国际资本市场，更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交出底稿，这些秘密不就大白于天下了吗？“四大”岂不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实，不必扯上中国法律，拒绝交出工作底稿，会计事务所并非始作俑者，更非始于中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美国的会计事务所经常拒绝交出工作底稿。他们并不公开声明拒绝交出工作底稿，而是直接销毁证据，而美国证交会也就是罚款了事。有时会计事务所也会玩火自焚。比如，安达信长期为安然提供审计服务。骗局败露后，安达信销毁了大批工作底稿，最后被定有罪，并因此而破产。但此案是个例外。安达信销毁证据前，美国司法部已开始刑事调查，所以安达信销毁证据，问题就比较严重（美国资本市场有问题，大多是由证交会查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做出判决，严肃批评执法机构对安达信过于严厉，明确否定了他们的做法。
　　在审计中国公司的问题上，“四大”也可花钱消灾。而“四大”的优势也就在于此：人多势众，财力雄厚，有能力提供赔偿。因为是全球性的金融服务机构，真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审计业务向投资者支付赔偿，在“四大”早就是常态，即使称不上是家常便饭，也已司空见惯。但“四大”照样盈利，照样赚得盘满钵满。因为从概率上说，出毛病的上市公司总归是少数——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有暴露问题：只要能照常盈利，问题通常不会暴露。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事务所赔偿是一种制度设计，“四大”的赔偿是某种形式的保险，有了保险之后投资者就放心，不怕大风大浪，可以放心大胆地到资本市场的江河湖海中弄潮。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变相的保险费用，最后还是要由投资者来承担的。
　　资本市场一出问题，就拿会计事务所兴师问罪，说起来也是一种不太合理的制度设计：因为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太难查。要知道，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可是雄才辈出的地方，这些人在政府内身居要职，有很大权势。在美国，投资银行掌门人出任财长和证交会主席的，不大有人在么？至于律师事务所，那就更加不好得罪了。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律师有律师-客户特权，律师可以拒绝披露其与客户之间的交流，工作底稿也属于交流内容。证交会根本就查不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
　　当然，美国上市公司造假成风，美国证交会本身就难辞其咎。这些年来，经历了安然造假丑闻、网络公司泡沫和金融危机，各种教训历历在目，对于会计行业内的种种猫腻，美国证交会当洞察其奸，严阵以待。再说，他们很清楚，中国视主权为生命，轻易不会同意由美国证交会直接向中国境内的被监管对象取证。如果正视这样的现实，美国证交会至少可以要求有关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相关情况。照美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不管问题大小，只要事先如实披露，投资者就不得就此起诉，否则就属于无理取闹。但美国证交会当初没有拉响警报，事后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就不能不怀疑其真实动机了。
　　还有，证交会之所以严查“四大”的中国业务，“四大”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个重要因素。所谓本土化是指，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中国籍人士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中国已就此提出了时间表。既然“四大”在中国的本土化势在必行，美国证交会下手时便少了许多“同胞”之情。
　　而从四大会计事务所这方面看，如果他们斥诸巨资，在美国延揽律师，通过诉讼与美国证交会死缠烂打，证交会的如意算盘最后是否能得逞，还有很大悬念。此案现在还只是到了行政法官审理阶段。美国行政法官相当于中国负责行政复议的官员，但取了一个叫得响的名字。行政复议之后，如果当事方不服，还可上诉到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审理之后，如当事方再上诉，美国最高法院还有可能受理。虽说“四大”在美国的势力不及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但在美国朝野到底还是有很深根基的，绝非任人宰割之辈。但很可惜，“四大”的态度也很暧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分支的本土化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