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莫言家乡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赔本也要种”。不过，高密市委新闻中心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万亩高粱地只是当地管委会负责人“个人的想法”。
　　莫言曾说，“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眼下“土”的标签可能就此从那片他写下代表作《红高粱》的土地上撕去。从诺奖结果公布的当晚起，修缮莫言故居，重建扩大莫言文学纪念馆，到此次有消息称当地将投资6.7亿打造旅游带，“东北乡”的变化正逐渐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在高密之外，莫言获奖后的一个星期内，其版税登顶，身价暴涨，作品脱销，频繁出镜，有人高调表示送房，有人忙着注册“莫言”商标……“莫言热”持续发酵。对于诞生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而言，这一切都足够令人感到陌生和诧异。但对照国外的情况，上述由商家和媒体共同制造的诺奖效应，已经成为普遍性的连锁反应。
　　消费也好，看热闹也罢，都属于正常的诺奖红利范畴。只不过，在“莫言热”的大潮中，高密政府似乎显得过于激动。关于故居与文学纪念馆的修缮改建，虽然莫言及家人都表示了反对，担心“劳民伤财”；但当地官方的态度则是，“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关于万亩高粱地，更是出现了“赔本也要种”的声音。
　　高密的一切看似过度的反应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习惯性做法如出一辙。这让外界不得不怀疑，莫言获诺奖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是否只剩下可供兑现的经济价值。这背后的矛盾还有，莫言故居的修缮与否已经超出了其本人的决定范围，因低产无利可图而被村民淘汰的高粱地也可能被不计成本地再现。种种违背常识的现象，都印证着高密在做足“莫言经济”上的决心，同时也传递出令人不安的决策风险。
　　我们并不难理解当地政府所表现出的兴奋。但政府作为公共财政的监护人，其任何投资都要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并服从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唯一目的。在“莫言热”面前，如果政府也一味跟风式地加码，甚至成为旗手，实在与公共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不符。这与商家和媒体制造的诺奖效应严格区分开来。毕竟，市场和媒体所渲染出的“莫言热”，属于一种趋利性的自然流露，其行为和后果都有自我纠偏的空间。但政府以公共财政实现的投资行为，并以此带给当地村民的现实影响，则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政府贸然参与对诺奖红利的追逐，其风险还在于，诺奖文学的核心意义可能在过度的经济操作中被侵蚀。正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所指，其最终落脚点只是“经济”。如果到头来打着莫言口号的旅游带计划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又是怎样一种“莫言”的尴尬？即便确有必要挖掘莫言在当地的经济价值，也应该用引导的方式，引导市场去做，而不是政府直接“唱戏”。
　　以捍卫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政府，确实太需要在众生喧哗的“莫言热”中保持几分克制，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与市场的逐利冲动相比，政府更当挖掘出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如何借机推动文学的普及，以及利用莫言所掌握的话语权推动公共治理的优化。
　　莫言此前接受采访时称，自己获奖“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这句话也验证了他笔下的“东北乡”，正在悄然发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