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67年来最重要的2012秋季年会，因未能完成份额改革而变得虎头蛇尾。按照IMF的计划，2012秋季年会本应成为一个历史性时刻：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从而让IMF这一“全球最后贷款人”的权重变得更加符合战后经济版图的变化，也更加具有贷款能力。这一改革也被称作IMF的“最根本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方案未得到美国同意，被迫延缓——下一个时机，或许是明年春季。
　　美国不批准方案的理由是“大选期间国会无法完成批准程序”，令人难以信服。IMF份额改革方案并非突然提出，而是早在金融危机时期就已酝酿，并在多方磋商博弈之后于2010年被IMF理事会批准，随后全球113个成员国也相继批准了该改革方案。这一过程，美国完全知情并曾积极参与其中。而IMF之所以选定在今年秋季年会完成份额改革，是因为改革程序已基本走完，而且与美国大选并不存在程序上和时间上的对立。
　　因此，不能不怀疑，美国迟滞IMF改革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权重大幅增加有关。按照计划，原来属于发达国家的6%的份额被转移至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3.99%大幅上升至6.39%，由之前的第六位跃升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股东，投票权将从原来的3.65%上升至6.07%，其他金砖国家也将全部进入前十位。尽管此次份额改革不会撼动美国超过15%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仍可能令美国产生顾忌。
　　其一，从本质看，份额改革就是IMF的民主化改革，这与美国得心应手的原有秩序大不相同。作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机制安排，美国通过对IMF的掌控所获甚多。IMF过去对危机经济体的援助所附加的交换条件，要么包含了美国所认可的经济改革方向，要么包含了美国的一些战略意图。在份额改革完成后，权重增加的经济体所产生的制衡作用很可能令美国不适应。
　　其二，美国积极参与IMF份额改革之时，正是金融危机高峰之时。如今，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带来的美元回流，以及因页岩气革命而带来的能源独立，美国经济的复苏获得了较坚实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通过扩大外汇富裕国在IMF的权重以获取救援资金的诉求已不再迫切。
　　其三，此次IMF份额改革，“受益”最大的当属中国。在美国大选季，民主、共和两党均以对华强硬来显示“政治正确”。因此，无论是美国的行政系统还是国会系统，从政治利益出发，也不愿意痛痛快快批准该改革方案。谁积极，谁可能授政治对手以话柄。
　　美国的按兵不动，映射出的是国内政治大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国内政治需求大于全球多数成员国意愿的政治短见。尽管一般而言美国不会否决此项改革，但是，仅仅延迟就会造成不小损失。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不稳定，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处于下行态势，IMF刚刚发布了2009年以来最悲观的经济报告。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显示出的不合作姿态等于颠覆了2009年以G20为首确立的和衷共济的共识。另一方面，IMF份额改革需要通过特别增资才能实现，即权重增加的经济体需要按比例扩大特别提款权（SDR）。按照此前的计划，份额改革将使2384亿SDR增加至4768亿SDR（约合7200亿美元）。美国的延迟，将使各经济体对IMF的增资延迟，这意味着IMF贷款能力不能提高。金融危机以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就是一度被欧美视为“救世主”的中国的主要诉求，这一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尽自己所能协助欧美脱困的前提条件，并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一致支持。份额改革方案在IMF年会的夭折，提醒我们两点：一是围绕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博弈很可能还会持续，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在追求国际舞台更多话语权的同时，需要铭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更重要。内功越强，外部的小动作能造成的冲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