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选战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频频拿奥巴马的政府开支做文章，称美国当前联邦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4%左右的比重太高，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要把这一比例控制在20%以下。这到底是政治烟雾弹，还是言之凿凿的治国理念？
罗姆尼的观点其实没有新意，而是去年驴象两党关于预算议题激烈博弈时，共和党内部预算保守派“茶党”势力提出的口号，要把联邦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降至20%，甚至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其实20%这个比例完全不算是什么值得大吹大擂的政绩，在美国二战后的历届政府内，该比例一直围绕20%这根中轴波动，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该比例为24.6%，卡特政府任内该比例是20%，克林顿政府任内该比例微降至18%，而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该比例在未来10年内将保持在22%左右。
值得深究的是这一比例背后各项主要开支的变动情况。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中，一半以上是社会保险福利金、医疗保健等法定福利项目和偿债利息支出，剩下的一半由国防和非国防开支各占半壁江山。共和党阵营向来捍卫在国防等领域的开支，目前国防类开支已占到联邦政府总支出的约20%，相当于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但是罗姆尼仍然建议在未来十年内增加约2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将这种倾向概括为“军事凯恩斯主义”，国防内开支稍有削减，立即会遭遇军工企业及其国会代言人的强烈反弹，如果在20%的红线不变的情况下，军事开支增长必然会挤压教育、基建等其他支出。民主党阵营可以算是“社会凯恩斯主义者”，强力捍卫政府在医疗、食品券等领域的开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医保支出的增速约为经济增速的两倍，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的生活尊严都成为社会福利扩张的理由。
从过去200多年的历史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之手间的界限一直在动态变化，福利社会和大政府从来都不是想当然的产物。亚当·斯密、戴维·里卡多等巨擘力推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市场的“无形之手”在18世纪和19世纪占主导地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病逝在自己庄园时，并没有享受过公立医保福利“大萧条”危机帮助凯恩斯主义登堂，美国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以工代赈”的“新政”、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0年代始建的美国州际公路体系、约翰逊总统在60年代建立医保体系的“伟大社会”构想都是大政府之手的范例。随着福利社会造成的政府开支剧增以及70年代“滞涨”危机的出现，哈耶克等主张大市场的学者借助危机攻击大政府，在里根和撒切尔两位美英首脑执政的上世纪80年代，低税收、弱监管的供应学派理论响彻大西洋两岸，“华盛顿共识”风靡一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彰显市场不具有完善的自我纠偏机制，学者开始反思“华盛顿共识”，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作用也在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一方面主张拯救汽车业并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强力纠察部门，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税改来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其白宫幕僚中既有萨默斯等凯恩斯学派巨匠，也有与市场人士交好的戴利这样的前白宫办公厅主任。
鉴于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需要、福利社会的完善、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两党在白宫和国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未来美国政府的支出削减具有刚性，美国政府之手的触角将越来越广，两党对于政府支出围绕20%中轴波动已经形成共识，分歧只是有限资金的调配方向。
从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两项比较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税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5%，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总税入占GDP的比例也仅为24%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30%以上的比重。不论是减税、增支的哪派观点在美国暂时占据上风，美国联邦政府大约8%的收支逆差都难以降低，甚至有扩大的迹象。联邦政府收支和国家经常项目维持内外双逆差，国内外举债来维持扩张的政府功能，以较低的税负来讨好选民，恐将是美国短期内难以逆转的政治经济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