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幅度超出预期，在债台高筑、收入下滑同时却难掩保增长冲动的地方政府眼中，民资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香饽饽”。于是，湖北、山西、广东、浙江、贵州等省市不约而同地掀起邀请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热潮。
　　这自然是极好的事情。事实上，调动民资的积极性，给民资打开赚大钱的门窗，而不仅仅只是赚快钱的门缝，一直是舆论的呼声。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市场效率，有利于消费者福利，最终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资若成功突破“玻璃门”和“弹簧门”，当下的这轮经济不景气，反而真是成就了“多难兴邦”这句老话。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制度创新，往往是来自发展处于困难的时期。
　　只是，我们担心出现这样一种异化，民资只是利用对象，而不是借助对象，把民资视为一个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如果民资只是拿来应急，是权宜之计，那么对于民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感就要大打折扣了。这样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在民资身上确实发生了很多“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事情。因此，目前某些民资的短时性，多多少少是环境产物。
　　比如，山西省此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以吸引外地晋商，引资的目标也定在1万亿。据媒体报道，招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1万亿的目标也没有完成。在两年前“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中，那些被一纸命令要求退出的民资，大多以自身缩水的代价成全了这次煤改。当时笔者就表达出忧虑，待往后山西政府再度招商引资的时候，想要民资仍然欣然前往就很难了。
　　请民资进来，让民资留下，并不在于对其有多高的礼遇和排场，不在于一路“企业家老大”的旌旗飘飘，不在于地方一把手的“礼贤下士”，甚至也不在于给民资多少优惠和补贴，而在于依法办事，一视同仁。最大的优惠，其实是没有优惠，一个没有内外歧视，也没有所有制歧视，面向所有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平等、法治承诺的投资环境，才是民资最乐见的优惠，才可以让民资把心放在肚子里，不为随时被扫地出门而忧心忡忡。
　　历史上有很多的求贤令，为了求贤，秦孝公不惜与之分土，曹操喊出“唯才是举”，情意无不殷殷。求贤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秦国是其中的典型。秦国能够从边缘国家最终统一中国，纷至沓来的商鞅、张仪、范雎等人才功不可没。历史有其吊诡之处，对于秦国，求贤令著名，逐客令更著名，后者的闪失如果没有李斯《谏逐客书》的纠错，历史如何发展还真不好说。求贤之后再逐客，好一点是一拍两散，差一点就是请君入瓮，这样的故事，不仅是对社会诚信、契约精神的打击，同样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折腾。我们希望，当地方政府向民资发出求贤令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让民资相信不会有逐客令，而这样的保障，只能是更明确和更完善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