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一个词。近10年来，在全球经济屡屡出现重大波动与挑战的时代，我们享受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稳健的增长阶段。但能让我们陶醉的时间可能并不很长。今天，我们的增长所遭遇的约束与挑战也许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尖锐、更深刻，更带有根本性。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增长？不是任何增长都是好增长，就像一个小孩子，长胖并不总是好事。用坏的增长来支撑中国的发展，可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为以后更坏的增长和更严峻的挑战埋下了伏笔。
　　好的增长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增长，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掠夺式增长。在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有一份清醒和警惕。我们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警钟长鸣的地步。长期忽视环境的增长已使国民的福利和生存质量大为降低。胡锦涛主席早在8年前就强调，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今天，我们的增长必须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增长，好的增长必须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的增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友好。
　　好的增长是充分释放民间潜力、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充分重视制度创新的增长，而坏的增长意味着压抑民间力量、忽视市场机制、阻碍制度创新，是仅仅凭借垄断力量和“看得见的手”造就的增长。我们的增长为什么乏力？我们为什么一直对地方政府投资存在深深的依赖？究其根源，都跟我们不能充分挖掘民间投资、鼓励民间资本发挥作用有关。在改革开放推进了34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思想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我们为民间投资、民营经济创造的创新环境还必须进一步完善。
　　好的增长是充分实现区域均衡、城乡均衡的增长，是保障弱势群体充分享受改革成果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执行的战略是“阶梯式区域发展战略”，东部优先，中西部次之。这种战略对未来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环境趋紧、市场景气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重大挑战，所有这些重大挑战的核心在于非均衡增长模式带来的长期内需不足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而要克服内需不足并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就要大力推进区域金融发展，整合区域金融资源，促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而国家也要在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给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从中国的区域差异和贫困状况来看，这项工作可谓迫在眉睫。
　　我们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现在，石头在哪里已经很明确，怎样过河的路径也很明确，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搬走或绕开那些妨碍我们前进的制度“礁石”，让我们的增长之船顺利、平稳、动力十足地开进那片充满希望的海洋。在“知”和“行”两者之间，我们在“知”的部分已有长足进步，但“行”似乎在某些领域一直裹足不前。看来有必要温习一下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教导，在“行”的方面真正动点“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