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的意见，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
　　收入分配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这是大家的共识，然而具体到方案的出台，便可知这其中的阻力。一直以来，收入分配改革就处于闭门造车的境地，公众只能从媒体援引的内部人士口中得到一些只言片语，还无法断定真伪。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件事，事关各个阶层人们利益的大事，各个阶层中的大多数无从置喙，相关政府部门最后弄出一个什么方案，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方案了。这种总是担心孩子干不好事情的“父爱主义”，似乎可以解释闭门造车的原因。但如果不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又如何保证其能够与初衷相一致呢。
　　因为是闭门造车，因为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来予以解读。据有关媒体透露，该方案总共涉及到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由此看出，收入分配改革有两个重点目标，一是“调低”，即要提高中等和低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为很多国家的历史数据证明，中低等居民才是消费的主力军，只有他们才能够支撑起消费型经济，而这正是我们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所在；二是要“控高”，要控制仅仅是因为行业性质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分化现象，其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特权的阶层，比如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关乎个人的禀赋和受教育程度，而是有一个好运气，甚至是有一个好爹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前国情状况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收入高不是一个绝对意义的一刀切标准，而是应该切掉那些基于特权而形成的高收入。这应该是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难破掉的冰山。
　　我们看到，闭门造车的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对这两个重点目标都有所羁绊，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方案需要磨合八年的时间，为什么在温总理于全国“两会”上立下“今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军令状后才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在“调低”方面，发改委即使能够体恤到民意，也只能是部分的反映。毕竟，提高收入的事情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懈怠是难免的，也是容易让步的。相反的，在“控高”方面，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却有足够的资源和能量去游说和影响，并能够将有利于自己的意见反映到发改委正在拟定的草案上。因为这个收入分配改革要动他们的奶酪，是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问题，阻力之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