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7个月，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由过去高达两位数的增长转为减少3.6%；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增速也由过去的两位数减缓为7.8%。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为7.6%，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2008年第三季度）的水平相当。今年上半年，东部10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9.2%，中部6省为11%，西部12省（市）为12.1%，东北三省为10.5%。以上几组统计数据看似不相关，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外需疲软、外商投资减少，中国经济明显减速。但从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看，西部高于中部和东北，而中部和东北高于东部。假如今后5-10年这一趋势得以持续，那么中国经济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产业转移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已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地区转移，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第二次国际产转移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和机电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自身则发展化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集成电路、精密机械、家用电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由此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20多年。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加工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产业转移所波及的国家（地区）和转移方式看，前两次产业转移主要通过简单贸易和水平分工形式实现，第三次产业转移则通过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资源、原材料、技术等）的全球范围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实现，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渐成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1992-2007年，中国连续16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利用外资超过8200亿美元。持续的产业转移和全球化，使得中国在制造业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产业实现对接和融合，成为“世界工厂”和“代工制造平台”。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借助于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并受益颇丰的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和第一波全球化过程正渐行渐远。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全球化战略正面临转型和升级的考验。
　　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缓慢和中国国内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中国过去那种满足于“世界制造业组装车间”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继续下去。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发展提供的重要机遇，在扩大内需的条件下参与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和第二波经济全球化过程，把扩大内需和国内产业转移、深度介入经济全球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第四次产业转移将以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为主要特征，是在沿海地区逐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前提下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过程。
　　对东部沿海地区而言，除了要把不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外，要把重点放在企业“走出去”方面、通过海外设厂或海外并购等方式，吸收外国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争夺利润丰厚的研发、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则要充分把握国内产业转移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