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似以超出所有研究机构预期的速度持续下行，众多研究机构被迫进一步下调增长预期。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亦将去年末预测的2012年GDP增速9.2%下调至8.6%，但这仍是一个相对偏乐观的预期，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依然不明朗的经济刺激方案等因素，不少研究机构已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8%以下。
杨瑞龙觉得其他研究机构过于悲观，尽管中国对增长有较大的依赖，面对经济超预期下行，政府事实上已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而中国有体制优势，能迅速稳定投资，启动经济增长。
近日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针对预期与现实经济走势的差异，以及可能的经济刺激方案等问题，详解受困“增长依赖”的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集体误判
上海证券报：今年上半年经济下行的速度似乎超出了所有研究机构的预判，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误判？哪些因素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杨瑞龙：其实我们对去年开始的经济持续下滑早有预判，但2012年前5个月经济加速下滑确实超出了预期。我认为导致经济加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
第一，外部环境的恶化比预期要严重。不仅是欧债危机，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经济也开始走低，外部环境压力比原来想象得要严峻，导致我们出口形势非常糟糕，广交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总体订单减少，且短期订单大幅上升，长期订单大幅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很大。
第二，政策转向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要快，更猛烈。前期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导致CPI从2011年年初开始一路上行，特别是食品类价格上涨非常多，对低收入阶层产生很大影响，在强大的舆论及社会压力下，政策开始转向。2011年二季度开始，央行连续调高存准，控制流动性。与此同时，为挤泡沫，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一些行政化的措施，比如限购、限贷。
上海证券报：此前决策层也是偏乐观的？
杨瑞龙：对。2011年随着通胀的产生，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偏乐观，并把通胀作为更重要的问题，出手比较强有力的数量性工具来减少流动性，控制通胀。但因上述因素，经济开始朝反方向走，特别是当刺激性政策全面退出以后。
从统计数据可看出，2010年四季度和整个2011年，中央投资项目急剧下降，投资增幅下行。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又没完全恢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11年消费同比增速又下降，这些因素的累积导致了经济增速比预期下降更快。
新经济刺激惹来争议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面对经济的超预期下行，市场对再次出台刺激方案会有很大的分歧？
杨瑞龙：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刺激带来了比较多的后遗症，2012年经济下滑超预期跟这有很大关系。
2008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一种复苏计划，这一计划使原有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第二产业的重化工业占比更高，而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当时大量的流动性进入重化工业，这些行业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大量资金投进房地产，催生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泡沫化，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
因此我们不得不收缩流动性，一收缩，泡沫一挤，企业资金链断掉，金融风险又马上显现，这说明2012年表现出来的状况跟2008年刺激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再出刺激方案，这种副作用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我们担心会带来更多问题。
我们的政策过多依赖于行政手段、货币投放、政府投资，过多依赖国有企业，这些短期有效，但一旦遭遇通胀并退出，带来的后遗症就会暴露出来。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这轮刺激以后，后期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杨瑞龙：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构仍没改变，服务业占比仍很低，很多产业仍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消费结构还不合理，地区及不同阶层的差异还非常明显，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反映出我们现行的这种增长模式，对政府、制造业、住房工业有很大的依赖性，但这些依赖后期有更多的问题。
我不担心在有效刺激下经济会否很快回升，而是担心经济回升能不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将来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经济下行——放松政策——后遗症显现——再收——再放，大开大合，大上大下，对经济伤害很大。
要解决问题，根本还是改革，转换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降低对速度的依赖，这样经济也比较健康。
受困“增长依赖”
上海证券报：您说的这些潜在的问题虽然让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显得有些“犹豫”，但为何并未阻止其实质上的实施？
杨瑞龙：我们是有增长骂增长、无增长想增长，目前中国的体制对增长有很大的依赖性。
中国的体制结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增长源对GDP贡献也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在美国，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超过80%，但我国居民、家庭消费对GDP贡献只有30%多，如果加上企业、政府消费，占比要高点，但仍远低于美国。
另外，美国财富主要在企业及个人，且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以服务业主，对增速的依赖度大为下降。
但中国经济跌到8%左右并持续下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下行失业率就会增加，失业率增加收入就会下降，且收入下降的主体肯定是低收入阶层，这时社会问题就会出现，所以中国目前对增速有较强的依赖性。
更重要的是速度下降时，如果没有相应的主动结构调整或制度改革，未必意味着结构改善。2011年就是一个证据。2011年大量数据显示速度下降，结构问题却进一步严重了，表现最明显的是，第三产业下降幅度比第二产业大。这说明在现行的体制下，速度高不等于结构恶化，速度低不等于结构改善。且结构调整需要成本，如果没有通过增长来增大一块蛋糕做必要的补偿，会引起社会问题，所以在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时，需要速度。
上海证券报：那我们要怎样去稳增长，还是要靠投资？或者说只能靠投资？
杨瑞龙：拉动中国经济的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但现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也不太景气，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只有美国稍好，因此外部环境总体不佳，出口乏力；消费要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还要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这又不能一蹴而就。
所以，目前稳增长，最大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投资，稳增长的核心就是稳投资，且我们在短期内调动投资在体制上也有优势，尽管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目前我们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比较有限。
稳增长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重要的是随后怎样应对后遗症和改革，改革一旦到位，我们以后也许就不再需要简单的依赖政府投资，但现在只能靠发改委审批项目，由政府主导稳定投资，启动经济。
财政应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证券报：谈到稳增长就不得不提货币政策，但大家都认为，此次货币政策不可能延续2009年的力度，为什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此次经济刺激中，货币政策不一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杨瑞龙：今年不会像2009年实施大放大开的货币政策，这次财政政策应占更主要的地位。
M2是衡量流动性泛滥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情况下，M2增速为20%就相当高了，2009年一些月份我国的M2接近了30%。2009年货币大投放所引发的流动性泛滥推高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价格的泡沫化，打压了实体经济。想想看，如果同样的投资，实体经济只有4%、5%的利润率，房子一年可能就翻了一倍，这时谁还去搞实体经济？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刺激性计划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但稳投资不得不谈货币政策，近期中央也发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不仅连续调低存准，且调低了利率，这表明政策全面转向了。当前环境下，没有流动性放松很难稳投资，目前CPI已经控制在3%左右，通胀短期内不是主要问题，也为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但在稳投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增加流动性和调结构联系起来，引导更多的流动性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期央行也宣布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这会助推银行转型，让更多的流动性注入到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