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人居署专家联合课题组的文章，该文章的标题为《低收入居民住区发展模式探索》，副标题是《棚户区改造：中国辽宁的经验》。文章介绍了中国辽宁省于2005年初在中国率先实施的大规模改造城市及国有工矿棚户区的途径及方式。笔者对此项改造没有调研，无法就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分析。
　　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都长期面临着解决贫民住房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城市所独有的问题，现实地看，这几乎贯穿了人类城市的发展史。不仅每一个发达城市都存在着独立的、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区，甚至每一个发达的城市，其最为繁华的市中心，都可能毗邻着贫民住区，或者贫民住区就在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之中或之后。换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这样的地方就叫“贫民窟”。
　　文章说“早在19世纪中叶，贫民窟就已‘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世界上不仅有这样的学理性的研究，即便像中国这样现代城市化进程晚一截的地方，过去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这样的现象，比如北京解放前所说“南穷”，上海所说的“下只角”。经过大规模改造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房地产开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中心城区，尤其是中心商业圈内，从城市建筑的外观来看，几乎看不到“南穷”或者“下只角”的旧貌了。但事实上，低收入者的居住区并非不存在，比如这些城市高端小区始终没有杜绝的群租屋，就是典型的变通例子。而国际上的大都市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城市中心成了贫民居住的地方，有钱有条件的人却搬到城外去了。
　　这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因为城市中心的运行，它所需要的管理者，并不都是高收入者。比如市中心的顶级餐厅，它的服务员、保洁员，不可能是高收入者。这些群体成为高端小区里群租屋的主力消费者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在郊外置业，也不可能每天在路上花很多时间和昂贵的交通费，更不可能单独购买市中心的豪宅。那些在市中心开发高端地产的开发商，那些以为将棚户区变成一流商圈的规划者，那些认为将贫民窟一拆了事，城市就更美好的想当然的官员，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只是意识到，这些租客还可以到“别的”中心区域居住，要是所有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一个真实的城市是自然生长起来的，势必会有各种人群，因此也会形成各种城市所有的风貌，有流光溢彩的街道，也会有杂乱不堪的贫民窟，更有甚者这些地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相互转换的。在这样的变换之中，一个城市是否为人性的、宜居的，它的管理者、建设者是否有长远的眼光，一般却不通过这个城市伟大的地标来显现，而在于这个城市为每一个阶层的人，提供了这个城市是我家乡所在的真实感。
　　比如老北京之所以长在人心，不是因为故宫（有很多老北京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故宫），而是因为拉洋车、卖大碗茶的人和大学教授，都可以吃到同一个小老板几代人在一个胡同口卖的豆汁油条。而曾经广泛拥有“下只角”建筑外貌的上海，无论何许人等，走到南京路都可以衣裳光鲜，很讲究、很时尚或很独特。这些生活的细节并不存在高低贵贱，更非空洞无物的公平正义可以名之为城市逻辑的，但这却是这个城市为当地人自豪、外人津津乐道的标示。但这样的标示，如今在城市越来越伟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的时候，遗落了。
　　这种遗落非常明显，因为你从最近10多年的建筑来看，尤其是商业建筑来看，你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五星级酒店一住，恒温的空调、千篇一律的菜谱，你几乎分辨不出是京味还是海派了。甚至龌龊一点，你都搞不清京油子和白相人的差别。
　　西谚云：上帝造原野，人类造城市。这是一句非常朴实、却充满现实张力的真理。说它朴实，因为我们的确可以把人类城市的建设史看成是人类改造自然，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和文明的历史。说它充满张力，那是因为人类尽管可以创造出像城市这样上帝赐予之外的东西，但人类却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创造物。城市以及人类创造的其他事物（比如市场、比如制度），常常在它们是人类大智慧的结晶的同时，也是人愚蠢自私短见的产物。
　　回头再说专家组的文章里所提到的棚户区的改造，其源头就是辽宁成为新中国最重要、不可或缺的重工业基地之后，就注定埋下了如今必须改造的大规模的棚户区。这如同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在城市改造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的同时，高端的豪宅区却无法遏制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群租屋。
　　城市的生长和贫民窟的压力，这的确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