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至20日，温家宝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并明确指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继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提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十八字方针之后，对“稳增长”的再次强调。
　　征诸我国当下经济状况，温家宝总理此次再度强调“稳增长”，是及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与去年底我国经济初露“探底迹象”相比，我国当下经济已基本“探底明确”：4月份发电量创下16个月新低、实质使用外资连续6个月负增长、新增信贷创下年内新低且存款持续流失、4月末M1余额增速与1月份同为3.1%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
　　但是，在明确“稳增长”目的合理性之下，选择何种路径具体实施，显然更值得我们为之深思。
　　通常而言，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易取得“稳增长”的短期成效，但是之于我国当下而言，这一路径选择的实施条件已不具备：
　　其一，“投资拉动增长”之所以曾催生我国的“增长神话”，是因为我国基础设施一度过于落后，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进行弥补，可是这一前提条件已不存在，我国当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已相对饱和，而且其投资效率近年来已经持续降低；其二，历年来我国M2（广义货币）年均增速18%左右的超发，虽屡屡引发通胀但均能平息，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商品化（及服务）大扩容对超发货币的有效吸附，可是这一前提条件当下不仅已不复存在，而且之前牵涉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当下反而有向民生保障适度回归的必要。
　　实际上，对我国当下经济而言，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不仅其前提条件已不具备，而且更易造成中长期的隐患，反观2008年的过度刺激后果即可得知——其时，受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央行在2008年最后3个月不仅三次下调存准金率合计2个百分点、而且连续4次降息高达1.89%、且M2余额更是3年内增幅高达53%，与此同时，不仅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各地政府配套性投资总量更是高达近20万亿元，受此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在全球经济哀鸿一片之下，我国经济在其后三年GDP仍能保持9%以上的增速。
　　但是，在度过短期的经济“辉煌”之后，当初过度刺激的恶果今天已经显现，货币扩张不仅已造成我国当下逾10万亿元的巨额地方债务，而且导致我国银行业潜在坏账率的大幅攀升，而财政扩张亦不仅造成我国过去数年间事实层面的“国进民退”，而且其引发的收支失衡更直接导致了2009年以来变相的“结构性增税”。
　　就当下而言，要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首先应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以此增强实体经济面对外需大幅减少的抵抗能力，并为其未来进行产业升级提供可能性；其次应在强化功能监管的基础上，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盘活货币存量激活经济，而非持续货币超发刺激经济；再次，旨在降低贫富差距的二次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加速；最后，必须切实减少行政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此促进行政职能的转变。
　　在我国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之下，“稳增长”迫在眉睫。但是，必须以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作为本轮“稳增长”的第一要义，而非持续扩张性的政策刺激。否则，不仅极难受到“稳增长”之效果，更可能使我国经济形成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