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中国经济“后危机”期间的核心议题，也显系高层所确立的一种新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所直接面对的挑战，无疑是“中等收入陷阱”，该“陷阱”的“出口”是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之“门槛”收入水平。20多年前这个门槛收入是人均国民收入6千美金，时下当在1.2万美金以上。201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5千美金，距离这个“门槛”还有相当距离！
逻辑上推断，以转变增长方式为政策着力点，不断创造或挖掘出新的增长动因，就能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个推断引申到产业层面，就成了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了。然而若略微翻一下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史，便会发现，这个战略预期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其后面隐含着一个逻辑，这便是无衰退的产业升级。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产业层面大的调整或我们所说的转型与升级，多半发生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没有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未有先例。无论是多产业联动的转型升级还是单个行业的技术升级，概莫能外。这方面案例多多，尤以美国经济最近的经历最突出，也最具启示意义。
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发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主线是制造业扬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产业，以一个全新的以IT产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取而代之。表面上看，此次产业转型升级似乎是与经济强劲增长同步发生的，实际则不然。实际的演化轨迹是，产业转型升级是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滞涨”为前奏的。19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发症，逼出了政府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大调整与“里根经济学”。恰是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大调整，促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不仅如此，即便在1980年到2007年的经济长期繁荣期间，美国经济也经历了多次衰退，衰退实际上为下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积蓄了能量，因而可视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同样的例子在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史中也能看到。这些经济的集约型高增长都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为“休止符”的，而每一次经济衰退过后，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日本1980年代对此前形成的“重厚长大”产业的扬弃和“轻薄短小”产业的崛起，恰是以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衰退为契机的，德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化，也是以周期性经济衰退为契机的。
历史何以如此展开？原因很简单，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硬的约束条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裸泳者”出局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那些在产业与行业粗放扩展期间“裸泳”的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经济衰退恰恰发挥了这种作用，加速了市场优胜劣汰进程，抽紧了企业与产业扩张的约束条件，迫使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去寻找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