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互投资近期备受瞩目，而“投资美国”也正成为美国经济社会的热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实业投资及其带来新的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的逆转，并分享全球资本盛宴。由此，全球资本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直接投资主要是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但未来新兴经济体海外投资额将出现爆发式增长，开始流向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这是一次角色转变的机遇。
　　多年来，中美两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严重失衡：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上，对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而中国储备资产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平均资本回报率不到5%，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扭转这种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变中国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债权投资为股权投资，也就是权益投资。
　　根据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至4750美元），投资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正处于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发展临界点。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要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加大外汇储备资产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以及新兴产业方面的股权投入，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这也就意味着，继成为“劳务输出”、“初级工业产品输出”大国之后，中国终将成为“资本输出”大国。
　　在去年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前夕，美国智库就积极提议白宫欢迎中国对美投资，认为这能带来诸如创造就业岗位、消费者福利甚至帮助美国实现基础设施更新等利益。这份由亚洲协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合作推出的名为《敞开门户、充分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称，过去五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约25倍。
　　然而现实却是，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投资不足3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不到1%，差距悬殊。尽管近三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迅速，2008、2009、2010年，增幅分别达135.7%、96.7%和43.9%。但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事实证明，美国对中国投资实施有选择的开放，设置了“不透明”的投资壁垒，这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强大逆流。
　　对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心态很复杂：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希望美国经济由债务依赖型转向 “实业再造”，无论是技术创新、新能源的开发、新产业的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规模投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投资保护来自于种种疑虑，最担心技术转移，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曾在2010年年报表示，最忌讳对拥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公司的收购，受到外国政府或外资控股公司的指令以及不恰当的知识产权收购等。此外，美国也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给中国投资贴上“政治标签”。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华为等公司近年间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就因涉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美国认为的资源战略领域而一再受挫。美方认定，中国投资者，主要是国企，能从国有银行获得补贴贷款，在收购资产时占据不公平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制是多种形式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230项在美投资，有170项为私营企业投资，约占74%。
　　尽管中国企业跨国运营的效率和驾驭海外风险的能力还不高，但不可逆转的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已起飞。中国对美投资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为了真正促成“对等投资、双方受益”的共赢格局，美国唯有改变“只希望投资美国债务，而不希望投资美国公司”的想法和做法，给出鼓励双方合作和相互投资的明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