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数据，中国外贸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且个别月份已经出现了贸易逆差，这意味着出口下降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进口下降的速度。对此现象，究竟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呢？关键要看对外贸易的增长下降、特别是出口的增长下降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事实已经做了注解，随着外贸的下降，已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其中的传递机理是很容易用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来加以说明的。即，国民收入（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支出。从这个恒等式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等式右边的出口下降了，那么等式左边的GDP必下降。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上述恒等式得出与我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除了出口，还有国内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等因素也是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在当下中国并不成立。因为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讲的经济起飞阶段，远未进入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发展阶段。
　　依据是：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有50%，中国仍处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仍处在“干中学”的发展阶段；三，尽管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呈老龄化趋势，但存量剩余劳动的规模仍很庞大，只要存量的剩余劳动没有被出清，即没有实现充分就业，那么想要通过增加工资来增加内需是困难的。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一种“囚徒困境”中：经济起飞释放了产能；但在起飞时又缺乏足够的内需来吸收掉不断增加的产能，从而不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走出此困境，就只有依靠出口来平衡经济起飞时期不断增加的产出。
　　基于以上的事实，假如我们仍然选择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作为分析工具，那么中国经济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投资带来的产能增加必须依靠出口来加以平衡。
　　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也就是内需）的函数。出口是原因，消费（内需）是结果。据此逻辑，我们可以得到基本结论是：在经济起飞时期的中国，出口与内需绝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这种关系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中国经济因为出口下降而趋于衰退时，根本不可能通过刺激内部需求来加以对冲，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当下中国，内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两者根本无法替代。
　　从以上逻辑中，我们当然也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出口，也不会有投资的增长，因为中国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出口拉动的；同理，没有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政府的税收也会随之下降，于是试图依靠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来阻止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也是较小的。
　　最近几年中，伴随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下降而来的各种经济现象已经可以验证以上的结论。在出口下降和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投资和政府的财政投资，而不是与出口贸易和内部需求相关的投资。这种“双轮驱动”带来的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而时至今日，管理层试图通过鼓励发展新兴产业的方法来阻止经济增长的回落，但这又遇到了存量禀赋的约束，从而不可能被市场所接受。从存量禀赋来看，中国有太多的劳动要素和不算太少的资本要素，但发展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却高度稀缺。而今天的新兴产业大都属于知识和资本要密集的，大规模发展这类产业将会导致普通劳动者就行业机会的减少，并且还会扩大拥有不同要素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由此可见，受到多重约束的中国经济要想保持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回到依靠出口贸易的道路上来。为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导致中国出口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现有研究看，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来自于国外的需求冲击；第二，是来自于国外的供给冲击；第三，是来自于国内的成本冲击。在这三个原因中，我们更加倾向于国内的成本冲击是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们先来看来自于第一个渠道的冲击。从2005年管理层决定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达到30%左右，由此造成的出口成本的上升对于技术进步缓慢的劳动要素密集产品出口企业来讲是难以消化的，假如没有税收减免等因素的对冲，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势必下降。
　　当然，我们可以借助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将这些所谓的低端产业淘汰掉，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禀赋特征来看，它们恰好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比较优势所在，而且也是人民充分就业的希望所在。所以，不管管理层是出于故意还是无意，若是把这类所谓的低端产业大量淘汰出局，那么就会引起国民收入（贸易所得）与工资收入（就业）同时下降、于国于民均不利的严重后果。
　　出口贸易部门成本冲击的第二个渠道是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汇率升值主要表现为工资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上，而工资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则是由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措施所推动的。
　　工资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性干预。这种扭曲性干预体现多个方面。由此导致的工资上涨假如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予以配合，那么就必定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以下几个相关的经济理论问题，否则，就很难走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认识误区。
　　第一，对于一个尚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体来说，由于存量剩余劳动规模巨大，从而压制了工资的上涨，因此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外部需求，而不是内需。内需只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想要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是难以奏效的。
　　第二，中国当前发生的“民工荒”不是因为剩余劳动出清、供求关系趋于紧张造成的。在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约50%、过剩劳动力还有上亿人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发生劳动力供不应求之“危机”的。民工市场之所以发生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主要是措施不当造成的。
　　第三，在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半数的情况下，“刘易斯拐点”是不可能到来的。如果再考虑到目前中国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间在劳动生产率上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那么劳动力从生产率落后的农村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城市工业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
　　第四，工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然还有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利于需求方的逆转，但是，这两个条件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满足。从统计数据看，最近几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所以没有增加工资的理由。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未发生有利于供给方的逆转。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比较合理的干预只能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最低工资标准。
　　而房地产价格上涨源于一系列“产业紧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从实业部门退出，转而进入行业门槛低、利润诱人的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中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毫无疑问，伴随投资和投机资金的大量入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这不仅推高了工商业活动的土地成本，也造成了巨大的工资上涨压力（因为劳动者为购买住房所需的费用急剧提高了）。
　　回到问题的核心来看，受禀赋约束，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只能以加工贸易为主，当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此种角色的时候，汇率升值对于中国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不是要素（廉价劳动）可竞争的就是产品可竞争的，汇率升值必定会被别人所替代，而不可能带来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与贸易所得的增加。而伴随着汇率升值而来的将是全球套汇资本的流入，并通过外汇占款的发行而导致流动性的增加与物价的上涨。
　　因此，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外贸战略。第一，停止名义汇率的升值和浮动，通过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采用“以市场换市场”的方法来加以平衡；第二，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当干预，坚定不移地把当前正在推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并加以巩固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