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各地私营企业，外资很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占到70%—80%，到8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50%—60%。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对待国有企业问题上出现了一段艰难时期。当时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企业没有效益，但是国家还一直供给贷款维持国有企业的生产，这样一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银行的坏账就到了背不动的地步。
　　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实际背景是第一次出现国有工业企业总体亏损，银行的坏账已经背不动了。“抓大放小”在银行系统里很明确，就是银行不再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这样就促使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和重组。
　　必须承认，国有经济的调整过程是很痛苦的，第一个就是带来了银行的坏账，当时银行的坏账率最高曾达到40%以上。第二个就是中国原有的许多中产阶级，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老职工，被排除出了中产阶级，若干年后变为低收入阶层。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清理，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大门。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之后，很多国有企业破产了，当时在政策上又允许企业融资，这就加大了外商投资的机会。于是原来很多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逐步变为允许收购中方的股份，允许外方控股，取消内销的限制。
　　石小敏认为，这样的政策调整，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但是中国原有的国有制造业企业，由于长期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经过一段市场的竞争就会出现疲态，在竞争中败退下来，国有企业对内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对外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这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为此，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搞了很多的改革，其中就有外汇改革。中国进行的外汇改革，使得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数上从1：5贬为1：8，为后来中国实体经济持续出口高增长打下了货币基础。
　　在其他方面，中国还进行了机构改革，裁撤了一大批特权公司，为建立外资大进大出的机制铺平了道路。
　　2001年中国签署了WTO协议，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引进资金、设备、管理、市场进入到一个成套引进游戏规则的阶段。由于WTO协议的签署，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上的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也大大降低了，同时中国市场上各种资产的估值则越来越被看重。
　　另外，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回升，最主要的就是投资高速公路，特别是两个三角洲的高速公路建设以及一些港口的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两个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布局空间。
　　从实际数字来看，据石小敏介绍，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翻了一番多，出口翻了两番多，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外资投资企业的总产出，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占整个中国工业比重的10%—20%，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现在大概占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在中国的市场销售的内销比例更是达到了75%—80%，其中只有20%—25%的产品用于出口。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长期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左右，包括高技术出口的85%。
　　总之，中国在本世纪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格局，各地都在争相进行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各地都在发展工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本部经济。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纳税，包括进出口税，已经占了中国整个工商税收的三分之一。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瞄准的是国际市场，同时也兼顾国内市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间的增长非常的快。
　　随着国内资金的不断投资，中国的城市化也全面启动。石小敏指出，以前城市化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辅线，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由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推动，城市化建设发展迅速，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是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包括港口建设。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港口投资变为负增长，政府为了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而由于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政府的投资也十分有底气。
　　石小敏说到，这一轮大的投资中，真正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资金就是地方融资平台。以前县级没有资金，这次允许县级建设地方融资平台，结果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达到了一万多家，而融资额从1.5万亿元到超过10万亿元。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消费，28万亿的60%—70%是一笔很巨大的数字，将这部分投资回收变现的主要渠道就是卖地，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