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持续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是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三大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的长期特征，从而改变我国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并由此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意味着抚养比的提高，由此造成的消费人群增加将带动消费服务业发展，促致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相应下降。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两国在劳动力供给数量出现长期减少趋势之后，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趋于长期上升。现阶段，我国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维持在40％左右，这与日、韩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时的阶段特征相类似。根据笔者的研究，如仅考虑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未来40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将降至30％以下，而服务业比重将上升至60％以上。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收缩，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同样根据韩国和日本的经验，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之后，食品饮料、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中比重明显下降，金属、化学、石化等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和通用设备、电子设备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则持续提高。就目前的数据推论，我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其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占比将逐步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和总体趋势愈发突出。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将对我国需求结构产生影响。首先，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而老龄人口增多导致储蓄人群减少，储蓄率将下降。据研究，随着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我国储蓄率将从现在50％左右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50年将降至25％左右，与现阶段世界主要国家储蓄率的平均水平接近。其次，劳动力数量下降导致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消费人群增加，势必提升消费率。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我国消费率将从现在50％以下的水平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升至70％左右的水平，同样与现阶段世界主要国家消费率的平均水平接近。再次，在劳动力供给放缓的条件下，伴随着储蓄率下降和消费率提高，投资率也将下降。或将从现在45％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50年约30％左右的水平，基本接近世界主要国家投资率的平均水平。最后，从事生产的人口下降，消费人群上升，也将使进出口都将呈现出下降趋势；考虑到我国出口弹性远大于进口弹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带来净出口率的缓慢下降，长期净出口率或将从现在3％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30年前后进口和出口基本保持平衡，在 2040年前后大有可能出现逆差，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外部结构特征将完全转变。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将会自动用资本替代劳动，全社会资本劳动比率将上升，这将使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经济增长速度由此放慢。毋庸置疑，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带来人口红利和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有利的人口因素正在嬗变，由此对未来我国经济长期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无疑，人口红利式微将影响我国经济维持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增加，抚养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7％以上，并在某些阶段高达10％以上，大大超过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近年来，伴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特征，我国抚养比开始呈现出上升趋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同时，“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将影响我国经济维持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我国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重新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1994年以后，我国劳动力转移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将近两个百分点。但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这在长期内将对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造成影响。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势头将深刻影响我国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针对这些带有经济规律特征的变化，我们必须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