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博鳌论坛上回答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时，急于撇清与美联储的关系，认为中国房价和美国货币政策没有很大的相关性，把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归罪于美联储没有道理。
　　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的高房价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难有相关政策去遏制房价；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很多年，民众变得富有了，但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好的投资品，人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投资。
　　既没有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人们又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贬值，自然就会把钱投入房地产等行业。据此，他对中国遏制房价上涨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更加完善资本市场、让资本更自由流通，以及完善货币政策。
　　保尔森列举的两条理由，在他的思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所谓市场不完善导致了高房价，其进一步的推论便是，要想抑制高房价，便是要建立更自由化的市场体系，似乎自由市场体制能够稳定房地产价格。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以自由市场经济自居的美国，也遭遇了房价的大幅上涨（泡沫）及急剧下挫、并进而陷入衰退的不济，美国政府或者美联储使尽百般解数，也没能有效地遏制房价在其货币政策松紧交替之中恼人的上涨与下跌。而中国近年的实践及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加深、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之中，不完全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对遏制房地产市场价格倒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实际上，中国曾尝试过多种间接货币手段来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最后均收效甚微，不得不借助于非市场化的手段，原因恰恰在于，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及资本流动，使得中国间接调控手段效果被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保尔森之释表明，他不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践及效果不了解，妄自揣度，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偏执狂而忘了美国自身仍未结疤的房地产市场创伤。
　　保尔森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也完全不顾中国居民将大量的储蓄“放心地”存放于银行的基本事实。两个数据的前后对比就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新世纪之初，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为60241.80 亿元，而到2012年2月，居民储蓄存款已上升至了358370.51亿元，是世纪初的5.95倍。
　　至于说，中国老百姓放在银行的钱在贬值，倒还符合实际，近年来，中国经历的通胀悄无声息地蚕食了老百姓放在银行的辛苦钱，本想保值增值，却在通胀中缩水不少。但是，中国老百姓的钱为什么会贬值呢？这其中，当然有货币当局没有管好货币闸门的原因，但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而采取的投机主义货币政策，借助于美元强权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大量地转嫁了通货膨胀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正因为如此，巴西政府最近才对美国对全球经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操作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乃至对美国发起了“货币反击战”。质而言之，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及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弱势美元”政策倒逼了中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并进而导致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背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始于2002年前后。回顾那时的情景，不难发现，中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无外乎两个方面。
　　从国内来看，中国取消了住宅的福利分配制度，初步建立了房地产市场体系，极大地扩充了银行放贷的抵押品范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需求大幅上升；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引发了奥运景气周期的预期，刺激了投资行为；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配合住房制度的改革，央行放松了商业银行对房地产放贷条件的要求，刺激了房地产信贷的急剧扩张。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成功加入WTO，开放了贸易及一定程度放松了资本管制；美国遭遇9·11袭击，随后美联储急剧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2003年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断对人民币施加强大的升值压力，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
　　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固然有国内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的因素，美联储投机主义货币政策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货币强权却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主因之一。
　　正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导致美国储蓄率进一步大幅下降，在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下，美国消费的比其生产的多，贸易逆差迅速攀升，再加上美元利低率以及美国施加的人民币升值政治压力，导致套利和套汇资本流动迅猛增长，两相叠加，倒逼了中国的货币扩张及储蓄购买力的急剧贬值，也使得中国货币政策陷于相当被动的境地。
　　例如，在2011年初，中国央行的外汇占款余额为14496.75亿元，而到2012年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达到了234769.61 亿元，11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15倍有余。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传导过程如此简单明了，不用多说，是稍对中国货币供给机制有所了解的人都非常清楚明白的。若不是中国央行先是以央行票据、继而以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等诸多扭曲性的货币冲销措施，中国恐怕早已因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而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之中。
　　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曾让其他许多国家深受其害，不乏先例。譬如，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就导致过墨西哥比索危机、当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也不过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次贷危机又恰恰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放松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恶果。在美元强权之下的美国货币政策正在对、也仍将对新兴经济体带来破坏性的冲击：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胀压力，让新兴经济体饱尝之苦。
　　概言之，在资本流动越来越没有国界的全球化市场下，美国投机主义的货币政策不仅对中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且全球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和资本回报率差异的不同，在新世界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尤甚。
　　保尔森的“中国房地产泡沫与美联储无关”的说法，再次表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一贯的经济霸权思维还在作祟：将美国国内的重重问题归罪于他国，而对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却百般推诿和抵赖。
　　在保尔森的思维逻辑下，他开出了中国“需要完善资本市场、让资本更自由流通”的药方。表面上看，他的“善意”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将中国纳入到美国掌控、美元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的心机。因为，保尔森之方，醉翁之意不在于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而在于中国应对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以便于为美国更大限度地实现美元的货币强权。
　　若中国完全对国际资本的流动敞开大门，则意味着，美联储的低利率与超负荷开动美元印钞机的货币政策，能够得以更便利地将泛滥的美元流动性导入到中国、更便利地转嫁美国的通货膨胀成本。如此一来，美国在应对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之时，可以更激进、更大规模的刺激性货币政策，为美联储的QN创造条件。
　　中国应对保尔森之诊有清醒地判断。美国自身出了问题的时候，往往要求其他国家采取协调行动，以尽可能地让美国走出困境；在其他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无疑地，美国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抱有同样的心态，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兴起与破灭，会极大地拖延全球经济多极化的进程，在美国长期的低增长率时期，仍得以保持其对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
　　对中国而言，面对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对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美国向中国的通胀输出，不应只是一味妥协式的冲销，而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让倒逼货币投放的资本流动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