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来10—20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可能的；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资率上去了，我们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很难实现8%的增长，还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并不缺乏消费潜力，不缺乏经济增长点。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未来5—10年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加大以消费为主导、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力度。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这更具有历史挑战性。
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将释放城乡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用5—1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至关重要。
走向消费主导，就是要改变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使消费率明显上升。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走向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十二五”时期初步实现消费主导，主要标志是最终消费率从49%提高到55%、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第二步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标志是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需求增大将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具备以下基础条件：
第一，城市化正处于快速推进中。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至少还有10到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能力：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2009年数据测算，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
第二，服务业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十年左右，如果服务业提高15个百分点，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以文化产业为例，2010年我国文化消费仅占GDP总量的2.5%，而日本、韩国为15%左右，美国文化产业比重达到25%，欧洲平均为10%—15%。如果未来五年我国文化消费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将新增约4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未来我国走向消费主导的增长前景是广阔的。长期以来，由于习惯于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对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目前还存在某些疑虑。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已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今后2—3年、最多3—5年，经济增长速度将由9%左右回落到6%—7%。在我看来，这个估计的前提值得商榷，因为没有考虑到消费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来10—20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可能的；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资率上去了，我们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很难实现8%的增长，还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
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问题在于，保什么样的增长？如何保增长？在笔者看来，与2008年反危机的投资导向有所不同，近期保增长需要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的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原因在于：
首先，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难以为继。国家“十五”计划曾提出，居民消费率要提高到50%。由于经济总量导向的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GDP上，这使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仅为33.8%，最终消费率仅为47.4%，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近几年，投资率居高不下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内市场变化对投资带来的影响：其一，当前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基础设施均面临着过剩压力，如果这一格局不尽快改变，积累的过剩产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性地清理；其二，投资产出率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对投资效益下滑的隐忧；其三，高投资依赖于大量的信贷与货币投放，无疑增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拐点。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并不缺乏消费潜力，不缺乏经济增长点。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消费潜力。例如：这些年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其消费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32.3%和33.4%增长到2009年的53.01%和53.22%。从这一现实出发，需要研究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对投资结构的深刻影响，比如：保障性住房需求加大、教育投资需求不断上升、医疗服务的投资需求还较大，等等。
最后，助推消费增长的投资是有效的投资。保增长需要投资，需要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消费主导的投资，实现投资转型。为此需要：第一，调整投资结构。未来几年的投资应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第二，优化投资资金来源。一方面，政府投资要调整存量，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
这些年社会需求总量在全面快速增长，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什么消费率不升反降？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扩大消费需求被现行的经济结构所束缚，二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被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抑制。总体上说，拉动消费重在转型与改革的突破，当前是要在以下几方面的转型与改革上取得突破：
一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既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到位的原因。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战。
二是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并提出我国也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笔者认为，中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三是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都与财税体制直接相关，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逐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使劳动收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努力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基本平衡；加快财政公开透明化进程。
四是以公益性为目标重新配置国有资本。总体看，国有资本尚未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强化公益性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导向。为此，应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让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五是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定位主要是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导向从经济总量转变为公共服务；加强政府自身改革，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强化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
总体上说，未来5—10年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加大以消费为主导、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力度。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这更具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