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日前在参加“2012年推进城南行动计划”工作部署会时透露，今年前两个月，北京市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事实上，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财政收入都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负增长”。
　　北京、上海和广州一线城市，包括重庆等二线城市的财政收入，集体出现令人吃惊的“负增长”，是近年来少有现象。倘若分析原因，除了经济放缓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数太高、春节假期影响以及房地产业收入减少，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结构性减税减收等有很大关联，特别是在CPI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会直接导致流转税的减少。
　　显然，全国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属是预料之中。然而笔者发现，有不少专家学者和网友对此表现出异常的担忧和不安。其实，倘若我们换个视角看待财政收入“负增长”，却能化“危”为“机”，成为矫正一些跑偏现象的最好契机。
　　一方面，能矫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的不均衡。在承认财政高速增长是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财政的跳跃式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一，会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从2000年进入《福布斯》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当然，税务部门对此存在异议。此外，如果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大量财富充实国家的同时，对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挤压”。
　　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现在，因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负增长，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扭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且也能为实现最近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同时，也能矫正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过热。统计表明，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
　　财政收入犹如一个蛋糕，如果政府自身切下来的多，那么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钱自然就少。如果利用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时机，“强迫”政府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就能终结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过热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推动政府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由于我国内需消费长期以来难以真正提振，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外贸出口不可持续，比如今年前两个月，深圳进出口总额为562.89亿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327亿美元，同比下降6.0%，这些情况均推动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探索。而经济结构如何转型，不仅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和应变能力，也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