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暴利”之争昭示金融改革须深化
2012-03-28   作者: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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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田勇

  价格管制下的银行业“暴利”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年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受四万亿投资拉动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
  应该说,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偷换概念。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由于技术壁垒或行政壁垒导致的资本流动障碍。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等。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我国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

  客观认识金融业作用

  有人认为,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需要客观分析。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着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金融改革仍需深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资产、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但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做好改革顶层设计

  从银行业“暴利”可以看出,应做好改革顶层设计,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金融领域重点改革。
  首先,应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欧美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第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第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亟需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同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由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
  第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此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第五,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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