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过程，注定是个新旧势力之间折冲樽俎的过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其中的波折必定格外吸引世人眼球。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充满了博弈。在“阴谋论者”看来，这似乎都可以从遏制、拆台、围剿来解释，更有出力建言者用忧国忧民的态度不断论证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寡头“亡我之心不死”，正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策略在国际上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但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内部原因。普遍地来说，外部的因素固然能够影响事件一时的运行轨迹，而历史前进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的，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规律了。所以，归根到底，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否实现最终的发展目标——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这个母体的运行轨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好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水到渠成，否则，若是中国经济发展脱了节，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温家宝总理日前很有洞见地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满足三大条件：“首先要有经济发展；其次有稳定的金融和强有力的监管能力；最后要有足够的国际信誉。” 温总理这个表态，从核心上抓住了人民币国际化所不可或缺的三个核心要素，这也恰是我们自身需要完善的三个核心要素。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中达到与国际储备货币相匹配的程度。对内部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细化，将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相结合，则是我国金融体系补上历史欠账的必经之路。成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极致，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更高附加值来源于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性行业对实体经济效率的深度支持和提升。同样的，欧美过度发展金融带来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如何做好金融监管，厘清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设定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发展程度，是有待于我们探索的问题。至于足够的国际信誉，则是我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平崛起于世界的必要条件。能取信于人，才能为我国的发展争取到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
　　参照美元当年替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经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的路径选择将不可避免依次经历三个阶段：贸易结算货币，投资标的货币，以及最终的国际储备货币。在2009年我国推出了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的试点之后，在政府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努力之下，人民币结算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例迅速攀升。根据汇丰银行的估计，到2015年，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将达到2万亿美元的规模。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规模就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了。
　　鉴于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巨大体量，人民币国际化在第一阶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并不让人特别吃惊。更为艰巨的挑战来自后两个阶段：人民币成为投资标的货币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个阶段能否顺利推进，完全有赖于温总理上面提出的三个原则。除了国际贸易上带来的交易便利，降低交易成本，要使得外国的投资主体在主观上产生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得设计出比现在更好、更多的人民币投资路径。而这个投资路径的建设与扩展，就离不开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建设与改革。在内地市场以外，比如在我国香港和伦敦构建离岸的人民币交易中心，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和股票，固然是人民币国际化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但是说到底，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是我国自身资本账户的开放带来的本土金融市场的开放。形成一个海外人民币的“池子”，固然可以缓解眼前的一些压力，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我国市场的发达与成熟。这是赢得国际资本信任，形成国际资本长期稳定预期的基石。国内的建设发展越完善，国际市场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并由此形成稳定的良性反馈机制。在全球动荡之时，避险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甚至在去年美国国内债务危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美国国债利率的收益率却不升反降，这都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养成，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是长期的市场建设和制度完善的结果，更是政府监管和市场发展长期博弈互动的结果，绝非简单依靠行政命令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事情再清楚不过，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重点，更应放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建设上。稳健地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更是当务之急。日前央行一分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报告，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大关注。这份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分作三步走，用5或8年的时间完成彻底开放。笔者认为，开放资本账户似不应强推时间表，而应视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成熟一项，推动一项。更多从制度层面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不断提高改善金融监管水平，对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