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指出，推进结构调整要靠创新，“必须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这是深刻的洞见。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认识的误区和执行偏差，要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并不容易。
　　最先认识到“创新”作用的是熊彼特。作为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又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被称为经济学领域的但丁。他将李斯特的工业家概念引申为企业家，指出他们所从事的新技术开发和扩散，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世界近现代产业地图的变迁，验证了熊彼特的理论。从意大利北部的“手工作坊”，到欧洲大陆法国、德国的化工、机械，从英国的机车革命到大洋彼岸美国的电气化，再到二战以后“日本第一”，产业兴衰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企业家所具备的“创新”，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中国重新认识企业的作用，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一部分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一部分成为国家的“车间”。能动性消失的结果，是效率低下和普遍的短缺，票证满天飞，货架空空如也。在放权让利、承包制、中小企业民营化、大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后，国有企业才在一定程度上焕发了活力；而在允许乡镇企业，尤其是打开个体、私营企业存在发展的大门以后，后30年中国的面貌和前30年相比，才有了河东河西之变。但人们对企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远未完全到位。模糊、错误的观念，仍然制约着国企改革进程，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而民营企业遭遇的歧视和“玻璃门”、“弹簧门”，也使潜在的能量无法释放。
　　至于政策执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上，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根深蒂固，花样翻新。该交给市场的，该企业做的事情，政府揽在自己身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自身当作企业经营，“挤出效应”严重抑制了市场活力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该政府做的，却又推给市场，推给企业，任由“劣币驱除良币”。我们见惯了流星型企业，见惯了银样镴枪头，还有一些巨无霸，其实是泥足巨人。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可以持续发展的伟大企业，究竟有多少？真正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内心尊敬的企业家，又有几位？
　　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的角色非常关键。一定要认识到，“少即是多” ：少一些赤膊上阵、与民争利，就为企业多腾出一些生存空间；少一些对经营的管制、干预，企业就多一些自由竞争的平台；少一些税费，企业就多一些休养生息，多些研发的余裕和从容；少通过政府之手分配科研资源，就少一些“寻租”机会，社会整体就多一些效率，多一些公平。
　　但少做并非不做。政府培养不出乔布斯，但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培育适合“苹果”生长的环境；政府不能代替企业，但可以拆除垄断的藩篱，通过竞争淘汰被掩盖的低效率；政府不擅长研发，但在市场主体不愿投入或无力投入的基础研究、公益研究等领域，政府又必须出手。
　　中国历史上不乏具有创造力的商号，近代也有过工商企业的雏形，但都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环境中湮灭了。现在我们又站在变革时代的门槛上，能否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设计，营造创新氛围，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用开创性的技术进步改善人类福祉，将是21世纪激动人心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