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处于债务危机漩涡中的希腊，近日与债权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以赖掉70%债务加新债换旧债方式，避免了未来两年内破产的危险。这件事似乎标志着困扰金融市场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进入尾声，市场备到鼓舞，道琼斯指数再次攀高，眼下离危机前的历史纪录仅一步之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正在陆续散去，但危机后遗症不会很快消失，特别是各国应对危机采取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火箭般上升的政府债务，将在未来数年里成为令决策者棘手的难题。
　　世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甚至可以更乐观地认为已进入新一轮复苏与增长时代。但这场危机的经验教训仍有待进一步总结，其中更有一些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启示。如何处理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关系，供给改革如何推进，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回头看这场危机，各国情况差异很大。既有冲击巨大但复苏很快的美国，也有长病不起百上加斤的日本，还有受单一货币制约病痛长期化的欧洲，更有强力抗过冲击随后又进退维谷的中国。此种差别原因复杂，但各国市场机制是否健全，是否及时进行了关键改革，则是最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需求管理政策，如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其意在熨平短中期的需求波动，使需求尽可能地与潜在供给保持一致，以实现物价稳定下最大增长；另一类是供给政策，主要通过体制改革或机制优化，来提升潜在增长能力。广义上说，所有经济改革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经济增长能力，因而均可认为是供给改革，但从各国具体实践看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解除产业管制，推动产业竞争，国有企业问题大的需要进行私有化；二是优化社会保障，避免社会福利膨胀到阻碍经济活力；三是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
　　先看美国。尽管美国是危机发源地，当时形势也最为紧急，但其后来复苏速度和力度无疑都超出了悲观者的预期。美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长期萧条，需求管理政策及时且力度足够大无疑是重要原因，但需求管理只不过能短期顶一顶，救一救急，使经济免于快速崩溃。美国经济体系内在所具有的极强灵活性，才是经济快速恢复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灵活性正是1980年代初被称为“里根革命”的供给改革的结果。
　　1980年代初，里根总统推出了一场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减少企业和个人税收，放松政府管制、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降低公共开支和福利支出（如大而不当的养老金、效率低下漏洞百出的住房保障制度），大幅减少产业管制和审批。这一轮改革重新激活了自由市场的活力，尽管金融业后来受过度创新之害并诱发危机，但这次改革所塑造出的企业竞争力，高速应变的劳动力市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此次美国能迅速走出危机的关键。没有这些，纵使美联储再将货币阀门加大一倍，国会将赤字再扩大一倍，也不可能在衰退4~5个季度之后快速复苏。
　　欧洲的表现更耐人寻味。尽管南部诸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受制于单一货币，失去货币工具，因而不得不靠硬性削减支出，降低工资水平来部分获得对外竞争力，但需求工具的制约并不是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危机且难以走出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国家陷入危机的根源在于其竞争力的低下，而其竞争力低下并非人力教育资源不足，这几个国家在这方面与区内北部国家并无实质差距，并且这三个国家加入欧元区都有10年左右，在单一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些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优势，通过效率提升来获得超过德、法的增长率，并进而实现人均收入“趋同”，而不是依靠外资流入来获得泡沫式高增长。不幸的是，表面繁荣掩盖了这几个国家的严重结构性缺陷。
　　这几个国家普遍有如下结构性障碍：一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比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制，企业很难解雇那些长期雇佣合同人员，因此企业根本不敢轻易雇人，年轻人因此失业率奇高。还有，过度保护出租车、面包等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导致效率低下。二是福利脱离实际既加重社会负担又降低了人们的就业意愿。例如西班牙，虽然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50%，但该国勤劳的华人却几乎人人有事可做。再如，希腊公务员部门极其臃肿，福利严重过度，公务员不但领取14个月薪水，死后其离婚或单身的子女仍可继承其福利。三是存在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如希腊的铁路、港口、电信等部门。危机发生后，为了获得外部援助这些国家被迫改组政府，进行财政收缩（属于需求管理）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属于供给改革），但老百姓抗议声此起彼伏，进展有限。以希腊为例，欧盟等机构为了逼其改革不得不分阶段提供援助，将其与改革进展挂钩。
　　相反，德国不仅安然度过此次危机，而且一直充当拯救欧洲的关键角色。很多人从德国制造业传统优势、国民勤劳等角度来理解这种巨大反差。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严重忽视了德国本世纪初进行的一轮改革的作用。
　　1990年代，受高税收、高福利、市场僵化以及两德合并花费大量财政的影响，德国经济步履艰难。1998年施罗德总理上台不久就制定改革计划，着力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降低税率，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并加强再就业培训。2003年又制定了一项名为“2010议程”的长期改革纲领。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税收降低后既刺激了投资和消费，又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而福利的降低既激活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又降低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一轮深入的改革彻底将德国带出了经济困境，其效应更是在这次危机中充分展现。
　　由此可见，一国能否推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不仅决定平常时期能不能实现良好增长，而且也直接影响其抗危机的打击能力以及危机冲击之后的复苏能力。那些结构性问题严重的经济体如不从供给角度进行改革，以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只是沉迷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腾挪，很快就会走向山穷水尽，遭遇一大堆“两难”困境。相反，失去需求管理工具有时更有利于倒逼改革。欧元区南部诸国受制于单一货币而失去刺激工具，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机遇，它使得政客们不能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胀带来虚假繁荣。
　　一国如在繁荣时居安思危进行改革当然最好，遇到小冲击能适时推动改革也不错，但如果非得要发生大危机才能刺激改革，甚至大危机下仍无法推动改革，那就相当糟糕了。希腊等国的改革虽迟到太久，但如能实质推进仍可造福于未来。持续不断的抗议声浪正是考验改革决心之时，当年里根和撒切尔改革时，游行示威不断，施罗德推行改革的时候，民望一跌再跌，甚至执政党内有6万党员要求退党，但都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决心，这才有今日德国的竞争力。任何一项改革，越是深入就会触动越多人的利益，遭到越多的抵抗，也越能体现改革者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