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再破纪录，而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多年形成的落差，还在进一步固化和强化。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0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同比增幅达24.8%。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分别实际增长8.４％和11.4％。若算上CPI涨幅，则2011年国民实际存款利息收益为-1.9%，按央行提供的2011年底金融机构居民35.2万亿存款余额计，全国居民一年存款财富缩水达6600多亿元。
    然而，按照“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居民收入需要实现至少一倍的增长，因此，居民收入长期跑输财政收入的状况无论如何必须得到纠正，而且未来经济增长的定位，应当及时切换到增加民众收入的轨道上来。
    这意味着首先要强力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剩余劳动量的安置，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比如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人均工资的增长空间受到强烈压缩。在投资拉动方面，除了政府投资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影响了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外，公共财政驱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极易酿造资产泡沫并产生投资推动型的通胀，从而贬损民众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对此，政府在最大限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其次，要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和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同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业和公用产品的补给不同，中国政府财政在民生设施的投入方面欠账太多。在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不足10.1%，即便是加上1292.66亿元的住房保障支出新投资，社会保障支出也只有财政收入的11.59%。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不足，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程度，压制了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限度地突出社会保障这个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
    再次，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国企总资产已高达近50万亿元，而且这些国有资产垄断了比其体量占比更高的优势资源。据北京的经济研究机构发表的有关企业真实绩效的研究报告，假如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扣除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过去10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负数。也就是说，国企实现的财务利润实际上有赖于这些或明或暗的补贴和政策保护，其最终来源又势必只能是民企积累不足以及国民福利受损，即现阶段国企较高的微观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以较低的宏观效率为代价的。因此，国有企业对全体民众分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要大幅提高分红比例。
    第四，要通过减税切实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在由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债收入和收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构成的财政收入中，2011年的税收总收入为占比达到近九成；不仅如此，与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预算89720万亿元相比，财政收入超收1.4万亿元，相当于平均向每个纳税人多征收了1000多元，而且财政超收的态势已延续了18年。财政收入的高涨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的高增，相应企业税负必然越来越重。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对全国范围内的百家企业税负状况的最新调查结果，63%的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87%的企业认为愿意承受的税负低于实际的税负水平。显然，如果企业税负得不到有效的减轻，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只能成为空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财政增收，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成本可以相应提高，相反，应当根据财政总量制定行政管理经费年均下降计划。为此，有必要重启政府机构改革，在打通公务员出口通道和建立起汰劣机制的同时，防止公务员队伍的进一步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