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银监会最新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超过113万亿，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净利润超过1万亿，商业银行平均每天“吸金”28.53亿元。目前中国的银行国际化程度还很低，利润基本全都来自国内，因此由巨额盈利创造的创纪录利润，激起了公众的热烈讨论，质疑和批评之声不断。
　  不只中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银行同样也正面临着空前的批评和抗议浪潮。美国准备对银行实行限制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欧盟拟开征“金融交易税”，并一再要求银行增加核心资本；英国提出了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圈护”规定。从民间到官方，都对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的丰厚薪酬和奖金提出了限制的呼声。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欧元区部分国家此起彼伏的街头“占领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型银行的抗议。
  　何以如此？一方面，银行不仅是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肇事者，更是依赖纳税人钱财方才得以拯救，可是却一如既往地照样领巨额薪酬；其他产业企业不仅得不到如此规模公共资金注入，反而困难重重，大部分公众收入下降，失业率高企。
  　中国的银行业，当然没有出现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那种情形，但十年前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将包括巨额国债发行在内的公共资金注入银行，仍然在国人记忆中印象深刻。将沉重负担甩给公众后的银行业，利润80%以上来自利息收入，而管制的利率政策，稳稳给银行带来了多达3个百分点近乎无风险存贷利差收入。可就在同时，大量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无门，大面积资金链断裂，陷入破产境地。这不能不加重公众的争议。
  　其实，银行的盈利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理清和正确对待。
  　不可否认，历史地看，银行似乎从来就是个盈利丰厚的行业，但人们一直忽视的，银行家也一直试图掩盖或者根本不予承认的是，银行并不是纯粹的私人机构，不是纯私人行业，作为银行经营对象的货币，是准公共产品，尤其是在货币纸质化后的纯粹信用货币时代，这一点更加明显。正因如此，银行业才是一个很严格的特许经营行业，银行牌照向来都是稀缺和值钱的。那位彪炳经济学史的熊彼特教授，曾任职奥地利内阁财政部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作为政治交换条件，熊彼特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时，奥地利议会给了他一张银行牌照，使他在职业生涯中有机会过一把银行家的瘾。
  　如果说贵金属本位制时代，货币的公共性还不是那么明显，或者尚带有较大的私人性；那么，在纯粹纸币的“法定货币”时代，货币价值与职能完全来自于国家信用和公共权力的保障，货币的公共产品特点也就非常突出了。说现代货币是准公共产品，并非不恰当。相对私人产品，货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既具有币值和货币秩序稳定时的正效应，也具有币值和货币秩序不稳时的负效应。
  　作为经营如此特征产品的银行，属于准公共机构，其外部性当然也就很明显。某种程度上，可将银行归入公用事业行列。因为没有国家权力和相应公共制度的保障，现代银行经营难以为继。这意味着，银行不仅应受到相比一般企业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且，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并不完全甚至主要不是银行家及其职员的能力和劳作的结果。当银行业出现重大危机，威胁到整个货币秩序时，国家权力及其掌控的公共财力，不可能不救援，这是由其强大的负外部性所决定的。
  　这进一步意味着以下几点：一，银行盈利应受到限制，或者将盈利的大部分纳入国家财政；二，银行管理人员和职员的薪酬与奖金应受到限制，否则，其付出与所得不对称，危害社会公平；三，不要指望国家救助彻底撤出银行业，也就不要企望根除“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只是，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切实将上述第一、二点做好，尤其不能再让造成危机的原有管理人员染指经过公共救助而新生的机构。
  　再者，如果银行盈利过高，增长过快，说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及其增长过快，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因为，银行毕竟是附着在实体经济上并为之服务的，前者的盈利就是后者的成本。当前中国的情况，一头是作为存款人的公众，受人为存款低利率的压制；另一头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又受银行高盈利带来的实体产业成本上升，导致购买支出增加的相对损失。这当然是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破坏。
  　由此观之，世人对银行巨额盈利和丰厚薪酬的不满，甚至日渐广泛的抗议，既有一般直观经济社会现象层面的原因，也有现代货币制度所决定的更深层缘由。公众保持这种自觉和质疑，是一种进步，银行从业者无论是对银行经营问题还是巨额盈利，都应当保持清醒的自省意识，不应视为自然而然，需要的是克制和收敛；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各国政府应针对银行业，在监管体制、会计财务准则、税收制度等方面加强建设，并不断改进，特别是在国际层面逐步形成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框架，尽力使银行业在应有的健康轨道上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