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欧债”就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寅吃卯粮，拖累了经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就二战以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进行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欧国家以“福利国家”的名义，确立了劳方、资方和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的“社会契约”，并导致了后来将近3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最大的收获是在西欧社会的阶层结构中，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橄榄型社会”。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逐渐地打破了国际上的力量均势。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拉开了国际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13美元再涨到39美元，就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的不景气。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主义和消费者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前者要求对自然环境进行保存、恢复和改善，防治污染和恰当地利用土地，等等；后者涉及保护消费者人身健康与安全，公平交易和消费环境的改善，等等。所有这些社会脉络的深刻变化，对资本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产成本的急剧增长。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的资本就开始为攫取更大的超额利润而“出逃”。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形的“全球化”更使西方资本获得了“超级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任意往来。然而，政府的权力仍要受到主权范围的严格限制，劳动的权利则仍然被封锁在国境线之内，这就打破了福利国家的政府、劳动和资本三方在社会分配上曾经达成的相互制衡、趋于公平的均势。其结果是，西欧乃至欧盟原本强大的制造业几乎全军覆没，这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非正规就业，最终使中产阶级面临崩溃。
　　资本的出走和制造业的覆没，也给欧盟带来了好处，这就是环境好转的“红利”。欧盟占领了“环境保护”的道德高地，对从西方出逃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大加挞伐。同时，变魔术似地玩起了金融及其衍生品，玩到极品，就成了用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掩盖下的“老鼠会”。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花招其实无助于解决愈演愈烈的失业问题，深深地伤害到了欧洲经济。一些欧洲国家被迫借债度日。然而债上加债，终究会使资金链断裂，这就导致了“欧债”问题。
　　综上所述，“欧债”的本质是资本出走，并终结了通常意义上的制造业，因此造成大量失业。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仅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且与失业剧增相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同时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
　　所以，并非社会福利拖累了经济，而是经济不景气使福利难以为继。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恢复制造业。但制造业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环境问题，这会使欧盟近30多年来挣得的“环境红利”尽失——欧洲正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