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节杠杆之一，去年连续上调到历史高位21.5%，直至年终，央行开始下调0.5个百分点，近日再降0.5个百分点，预计年内将下调到19%以下。
政府如人，政策的调控行为也有重复性和连贯性，在一个相对可比的时期内，调控风格是有迹可循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体系是在1992年后才着手建立，1998-2003年间，即朱钅容基总理主政时期，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较慢，最高也未超过14%，同期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较低，最高8%，最低6%；2003年至今，即温家宝总理主政时期，广义货币量的增速在14%以下的月度很少，但有连续3个月达到29%以上，2009年全年平均高达27.59%。与此同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一路走高，从最低7%到去年最高21.5%，这两个指标的走势基本上保持同步性。本文暂不讨论广义货币量与存款准备金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但二者同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央行决策行为的协同性是必然存在的。所谓协同性，就是一个习惯动作连着另外一个，这种关联性常被人们忽视。
在朱总理主政时期，相对较低的货币量增长速度伴随着6-8%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温总理主政时期，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应对金融海啸期间最低也达13.5%。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出两种协同操作模式：其一是“双低”，货币量增速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低；其二为“双高”，货币量增速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高。在这两种调控模式之下，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相差不多，所以在两位总理的任期内，货币政策的调控风格保持了应有的连贯性。由此推论，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调控风格不变，货币量增速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应降低，二者应协同操作以求和谐，不能只动一边，不管另一边，否则就会失去调控政策的协同性和连贯性。从这个角度看，去年的货币量增速一路下调，从19%下调到13%，与此同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却一路上调，二者呈反向操作，这应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变异行为”。今年央行确定的货币量增长目标是14%，似乎是要回归到朱总理主政时期的风格，由此推论，要保持货币政策的协同性，存款准备金率也将逐渐回调到较低的水平。
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在于逆周期调节，雪中送炭，水来土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逆向反应，意在“熨平”经济周期。如果是顺周期调节，火上浇油，政策调控就不仅不会“熨平”经济周期，反而可能加剧周期波动的震荡。2007年末，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货币政策不仅没有适度放松，反而突然收紧，这等于是在国民经济急速下行的前夜做出了顺周期调节，就像被泥石流或龙卷风尾随的汽车突然踩了急刹车一样，股市立即做出了反应，沪综指急转直下如自由落体，从6124点一路下跌到1700点之下，放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好在央行及时做出了补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货币政策的收紧迅速转为适度宽松，再从适度宽松升级为极度宽松，中国经济才有了2009年的经济复苏，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之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货币政策的调控，未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逐渐回调到相对合理的水平上，涨则连涨，跌则连跌，这也是一种协同性的操作。换一个角度从宏观经济“软着陆”的目标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平稳下调也是必要的。货币量的增长相当于货币的“批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增长相当于货币的“零售”，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同步相关性较强。所以，一旦选择了较低的广义货币量的增长目标，一边逐渐调低货币量的增速，另一边逐渐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是未来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可预期的稳健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