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在企业用工的高潮阶段，又一次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用工紧张的背后，是不是劳动力真的出现短缺尚有争论，但不可否认，农民工的选择变得更多、流动变得更快，不再被动地接受工作，而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工作的诉求。
　　最近，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农民工的就业存在“短工化”趋势，同样传达出流动的、不稳定的农民工就业生态。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在用工单位的提升有限，对公司条件不满意。事实上，农民工特别希望获得稳定的工作，在笔者的一项调查中，“工作不稳定”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遇的三大主要困难之一（前两项为“工资收入低”和“城市物价太高”），选择人数超过40%。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谈不上职业资源的积累。因此，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用工荒”和“短工化”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很难通过职业资源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工作所得不能与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相匹配，不能为农民工的阶层变化提供经济、声望等方面的资本积累，导致农民工对眼前的工作产生疑虑和不满，在频繁的变动中寻找一种改变命运的希望。
　　关于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不管是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形”还是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形”结构，都揭示了一个下层比例过大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底层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形成大范围的共鸣或共振，从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造成较大冲击。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被看作是社会的“稳定器”，发达国家的比例在70%左右。因此，我国政府也在规划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目标。
　　那么，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在我国的底层群体中，主要构成部分是超过6.7亿的农民，其中包括2.4亿以上的农民工。要扩大中产阶层，就意味着必须使这个庞大的中下层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能够获得阶层地位的上升。
　　在农民工群体中，最有可能率先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进而成为中产阶层的，是拥有技能的技术工人，以及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技术工人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这在很多国家都是获得良好工作、进入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新生代农民工则在年龄、教育和观念等方面拥有更多城市性的特质，更容易接受和融入城市生活。
　　但现状是，以上优势都没有为农民工带来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基于调查数据，李强教授曾撰文专门讨论了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问题，认为政府为一般劳动者所设立的技术分层证书制度，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是低效或无效的。笔者利用该项数据，在分析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生活幸福感的过程中，也发现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对这两个问题都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尽管农民工内部存在各种分化和分层的现象，但是这一个群体整体上仍然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甚至对于技术工人和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中会产生更高的相对剥夺感。
　　为什么技术和职业资格变得无效？决定阶层位置的因素很多，包括通常所说的权力、经济和声望（由职业决定），大体上属于个体所能拥有的资源。但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农民工却尴尬地处于不对等的双重分层体系当中，一种是社会结构的分层，另一种则是基于个体资源的分层，其中主要是技术等级上的分层。
　　第一种分层属于外部的结构因素，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包括了二元的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在这一分层当中，农民工处于显著的弱势，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不同的劳动和保障标准，都将农民工界定为区别于正式工的阶层。如目前国有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人，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中甚至达到总工人数40%以上，成为规避劳动用工成本的一种手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就业于传统“白领”行业的技术工人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去年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在已建工会的企业当中，劳务派遣工中技术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比例达到50%左右。但是，他们与正式工处于不同的工资和福利体系当中，其劳动合同存在严重的短期化问题，2年期限以下的比例高达70%左右，并且约定内容相当不规范。
　　第二种分层是农民工可能通过教育、技术等条件实现等级变化的体系。但是第一种分层体系的影响太大，它对农民工的整体阶层地位设置了较严格的制度限制，相当于给农民工的分层体系限制了高度。在这个前提下，技术等级的分层作用就被大大弱化了。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技术、有没有接受教育，你都很难突破这一限制，使自己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保障，并进而实现职业和阶层地位的上升。在“用工难”的相关报道中，工资数额的重要性被突显出来，恰恰也反映了在目前不完善的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条件下，农民工表现出单纯对工资的一种无奈要求。
　　从上述社会分层的角度，可以发现无论是“用工荒”还是“短工化”，背后牵涉到的都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大问题。因此，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要顺应我国城市化发展和阶层结构变迁的历史进程，使农民工尤其是技术工和新生代工人，能够通过从事的职业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积累，实现城市融入和向上的社会流动。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要逐步将社会成员置于同一种社会分层体系当中，改变目前体制因素可能存在的“集体排他”。因为，在同样的分层标准之下，农民工才能够凭借技术和勤劳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而这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涉及劳动用工、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大调整。
　　其次是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合理的职业技术认证体系，优先促进技术工人的职业流动。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整体上处于较低经济水平，自费参加职业培训的人数相对较少，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从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大局出发，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实现正规化、常态化的职业培训体系。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企业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上投入越多，更会倾向于长期、稳定地雇佣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