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基本含义是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做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并重，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成为制约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当前提高发展包容性乃至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发现，一个国家在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初期，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完成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机会不均等是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个人发展来看，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发展条件显著改善，但城乡差别尚未彻底消除。比如，在教育这个影响人们一生的关键因素上，仍然存在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和教育质量的差距。在企业发展方面，也存在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在金融支持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都面临着不同的待遇。而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等是静态的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底层人群发展机会少，是比收入不均等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换言之，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是更为公平的社会。如果能够保证机会与过程公平，那么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结果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如果做到了机会、过程的公平，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收入分化。目前我国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劳资冲突等，很多能从机会不均等中找到答案。
　　这启示我们，强调机会均等，就抓住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也抓住了提高发展包容性的核心问题。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要求收入分配差距处在合理范围内，因而要求实现机会均等的发展。而强调机会均等，就是要把政策的关注点放在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上。应尽可能地使全体社会成员大体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面对相同的环境和规则。结果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发挥。
　　创造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坚决消除各种妨碍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使全体社会成员更充分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前，应努力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能力。应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消除和防止垄断。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场失灵、制度缺陷等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与扭曲，使生产要素能够在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使农村居民拥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财政投向，加大对“三农”、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投入。逐步提高财政对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
　　加大扶贫投入力度。这是提高发展包容性的当务之急。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将国家扶贫标准大幅提高到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比2009年提高了92%。相应的，我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从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会议还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任务。这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新的时期，财政应大幅度增加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给予特殊安排。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应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特困地区安排。国家新增社会保障投入应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这些措施，不仅将大大缓解贫困程度和贫困规模，而且将对促进机会公平、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