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严峻考验。而经济形势更为复杂的2012年也早已扑面而来。如何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出持续增长的出路，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考验。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能够抓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重视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和搭配，那么实现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去年的情况看，一方面，全球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普遍患上了程度不一的“后遗症”，这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为严酷。
　　以希腊为代表的诸多欧盟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淖当中，前景丝毫不能乐观。而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在债务危机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去年年中标准普尔突然下调了美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并屡次对美国主权债务风险发出警告，由此引发了一波全球性的金融动荡。
　　在此背景下，国际机构对2012年的经济前景普遍比较悲观,纷纷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在去年8月份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但在今年1月份几乎确定会下调该预估值。不仅如此，IMF还发出警告，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虽然曾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这些国家也将面临不稳定因素的困扰。
　　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中国的出口产生直接负面作用。在外需减少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不过，全球经济减速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泡沫呈现出破灭的迹象，却有利于减轻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从目前的数据看，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铝、铜、铁矿石、锌、棉花和大米消费国，分别占到全球需求的40%、39%、59%、43%、40%和30%，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无疑有助于降低中国国内通胀的压力。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形势同样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走势。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冷过热因素并存，过剩和短缺同在，大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除出口可能受影响外，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强劲。在中国经济“热”的背后其实也蕴藏着诸多“冷”的因素。比如相对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热，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却比较冷；相对于政府消费迅速扩张，居民个人的消费比较冷；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规模膨胀和增速大幅提高，中小企业却遭遇到多年未见的经营困难甚至局部地区的倒闭潮。
　　如果不能纠正中国经济内部“冷热不均”的状态，不从制度上解决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失调，那么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患“重感冒”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
　　国内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无疑是对宏观调控水平的一大考验。事实上，能够从复杂的经济形势中抓住主要矛盾，以解决主要矛盾为龙头，就能化繁为简，化复杂为便捷，避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窘境。换句话说，只要能抓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就能统领全局，引导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持续发展。
　　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要着力培养以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为新动力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发展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为主的转变。
　　长期以来，政策调控强调的都是投资和消费引领经济发展，但落实起来就变成了政府投资和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民间投资和消费受到了很大的压抑。而政府消费除了正常的行政管理支出外，还包括颇受争议的“三公”支出。如，1978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只有52.9亿元，而到目前差不多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30多年增长了近200倍。因此，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实现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所在。
　　而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除了大力减免沉重的税负和出台各种优惠鼓励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既包括破除市场壁垒、打破市场垄断，还包括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和创新精神的鼓励。
　　目前，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十分明显。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国企户数虽然每年在减少，但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2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亿元。国企上缴税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7.4%大幅上升到16.4%。这说明我国财政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加强。去年1-11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0415.6亿元，同比增长13.7%，实现营业总收入334771.4亿元，同比增长23.2%。这些数据都比GDP增速要快得多，这与民营企业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再来一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约束国企的经营范围和领域，给民营经济腾出更多的活动余地，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讲，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否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也是解决当前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意义十分深远。
　　在鼓励民间消费方面，核心包括两点：
　　一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培养中等收入阶层。限制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就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虽然从名义收入上来看，近十年来我国职工的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GDP的增速，但在通货膨胀和部分主要生活用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真实收入与实际购买力大打折扣。此外，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少部分高收入阶层奢侈性消费与大部分居民消费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形成了“消费塌陷”的格局。
　　二是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要扩大民间消费，就必须坚决实行减税政策，这是实现“藏富于民”的必经之路。我们已经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任务，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为企业所得和居民个人收入方面。其中对中小型民营企业减税，还能起到促进企业提高普通职工工资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中小企业利润稀薄，再加上税费负担沉重，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一份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各类企业的税收占销售总额的平均税率为6.65%；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为1.91%，其中民营企业更高达4.9%；税收占利润比率为99.9%，民营企业则达到了119.6%的高位。至于减税是否会引发税收额的下降，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告诉我们，在税负较高的情况下实行减税政策，会刺激企业生产扩张和居民消费增加，总体上是有利于促进税收总额增加的，那种认为减税就一定会减少税收总额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
　　对于出口而言，必须加快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变，从传统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向综合平衡的贸易战略转变，从简单地强调外汇创收向进出口贸易平衡转变。贸易平衡以及短时期的贸易逆差并非就是坏事，这对降低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贸易摩擦等问题都有益处。特别是在当前欧债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不妨动用部分外储大量进口国内需要的欧洲产品，相对于单纯地购买欧债，这样做对提高欧洲生产、降低失业率可能更为有效。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外资崇拜，引进外资或出口商品不是以有没有益处和效率为标准，而是简单地以引进外资和出口创汇多少作为政绩来炫耀。这种错误的政绩观显然与现实国情相背离，必须尽快予以抛弃。
　　总而言之，在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我们必须冷静面对，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矛盾为入手，从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为政策核心，充分激发出民间经济和居民消费的极大活力，从而为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找到更为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