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月9日报道，晋商丁书苗自从认识刘志军后，其资产从2008年初的4亿元，飞升至2010年9月的45亿元，两年时间翻了10倍。
　　追踪丁书苗的从商之路，可以发现，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依赖勤奋、精明做点小生意，丁书苗在生意场上真正成形做大，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此后的20年间，丁书苗先是投资运煤、贩卖车皮，尔后更是转战北京、参与铁路生意。此间，虽然丁书苗的生意愈发做大、投资领域逐渐拓宽，但其从商之道却主要围绕“寻租”二字。
　　丁书苗虽已锒铛入狱，其背后靠山亦早已落马受审，但是，之于当下民企而言，“丁书苗寻租”现象并未绝迹，而其背后的制度之缺和民企的难言之隐显然更值得我们深思。
　　这种制度之缺，既来自于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有效监管的缺失，更来自于相关行业的过于垄断。而这种制度之缺，直接造成了当下民企相对尴尬的地位。
　　对于历史仅30多年的民企而言，其最好的成长环境，显然是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存量改革为主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无数不名之辈登上了创业舞台，并迅速积累财富和自信。而当改革车轮驶至2000年后，这一阶段是以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行的时期，民企的成长环境虽不如上一时期，但空间依然较大、仍可缓慢前行。可是，当经济改革进入已无存量可改、且增量改革步履维艰的近10年，在成本持续增加、外需陆续减少、且资源配置过于失衡之际，民企不得不无奈地进入艰难维生之路。
　　当然，这种艰难并非针对所有民企。对于已经通过国企改制、转型房地产等阶段性暴利行业的民企来说，这反而是一个快速膨胀的好时期。除此之外，亦不排除极少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能力过强的民企，仍然可以保持相对速度的成长。
　　但是，之于绝大多数民企而言，此一阶段的成长环境显然已大不如前。一方面，近10年来，我国要素资源的成本日益提高，无论是原材料、人工，还是水费、电费等，均在高速攀升。另一方面，此一阶段资源配置的垄断性明显增强，无论是信贷、土地、产业，还是补贴、定价等。
　　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民企要素资源成本的大幅提高，尚可以通过中国加入WTO后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予以对冲。可是，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随着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的大幅减少，中国民企发展的状况亦已一日不如一日。
　　在成本持续增加、外需陆续减少之窘境下，再遭遇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显然会令民企难以承受，这亦是2011年以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民企倒闭潮”频繁出现的根源。虽然，中国于2005年和2010年分别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但是，之于民企的实践层面而言，新旧非公经济36条仅是一道漂亮的玻璃门，民企“看得见，却进不去”。更为严重的是，在本轮资源配置过于向央企（国企）倾斜之下，民企不仅陆续退出了煤炭、石油等资源性行业，而且在利率持续垄断之下、在信贷资源配置过于失衡之下，大批民企最终不得不依赖高额的融资成本维持生存。
　　以此而论，丁书苗的寻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民企的寻利之难。在民企成长空间日趋收缩、而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的权力相对失控、以及央企（国企）对资源的垄断能力过强时，大批民企屈服于权力、沦为央企（国企）附庸，并转而利用权力寻租、分食央企（国企）的垄断利益，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而这其中，胆大如丁书苗、李薇、张荣坤者，必然会以身试法，企图将寻租作为企业快速膨胀的捷径。
　　对于“违法寻租”的民营企业家，必须绳之以法。但是，与之相比，我们更应堵住寻租之门，亦即是说，必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并彻底扭转资源配置过于向央企（国企）倾斜的趋势，从而给予民企相对公平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