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时代，破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建设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有志趣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在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中开篇的这段话，被无数人引用了无数次，笔者今天依然还要引用，因为这段话也适合当今这个时代。
　　回望2011年，最瞩目的，是年初就在阿拉伯世界兴起的政治风潮。尽管一定期间的混乱难免，但世人没有必要为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过多担忧。公众既然有力量破坏一个旧时代，就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世人们倒是有理由对西方发达世界更多表示忧虑，至少以下三种趋势强化了这一理由：
　　第一种是财富的集中化趋势。从美国到欧洲，尽管2008年以来的危机加剧了经济衰退，但受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最富群体，而是中产及以下阶层。在失业率不断创新，普通人收入减少甚至失去收入来源的同时，最富群体的资产却通过全球化布局、信托机构打理、新型金融手段广泛运用（即使市场下跌也可通过卖空增值）等，不仅未见缩减反而日趋增大。
　　财富向一端集中的极化趋势早就开始了。除了二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有过一段中产阶层膨胀时期外，其余时间里，最富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增长率基本高于中产及以下阶层。特别是临近每个繁荣期末，如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末期、1920年代末、1990年代末，最富有的1%家庭所占美国全部财富的份额都达到了高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措施，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技术泡沫政策，抑或小布什政府的房地产泡沫，都没能改变中产及以下阶层的收入与财富，无论是相对增长率还是份额，均处于停滞甚至不断下降的趋势。1980年至2009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长1.7%，但基本上是最高收入阶层在增长，男性收入中值自1973年以来就没有增长过。最富有的1%家庭所集中的财富份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大体上与1905年或1906年的50%至60%相近。
　　财富的大规模集中化，助长了政治腐败、市场原教旨主义、丛林法则盛行，而后者又促进了财富的集中。但这种趋势，不断撞击着社会平等所能容忍的底线，撕裂着社会组织。欧洲各国纷纷以社会福利建设作为防护网，以缓和社会矛盾。但其中一些国家，不愿也不想甚至不敢以高税收作为代价，于是利用1999年启用的共同货币欧元，免费搭便车大肆举债支持高福利。到头来，却难以为继。受到市场冲击时，便引爆了主权债务危机。
　　一旦虚幻破灭，长年积累的痛苦就变成了愤怒冲上街头的强大动力。过去一年上街抗议的浪潮，不仅仅在阿拉伯地区，从英国、欧元区国家到美国都在发生，2012年也不会中断。
　　第二种趋势是政治协调的无能化。作为全球新型平台的20国集团，并没有显示出治理功能，各届峰会近乎闲谈，留不下多少影响和痕迹。最典型的，作为区域共同体，无论是欧元区还是欧盟，日渐频繁的峰会，欧元区危机不仅没有因此而得到制止，反而更趋严重。美国两党的互不相让，使政治机制失效，在指责和争吵中失去了最高主权信用评级。这一切说明，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区域和全球治理，政治视野转入了狭隘的胡同，政治智慧正在远离这一代政客。
　　第三种趋势是全球经济驶入了减速通道。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继续在发达经济体加重，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银行信贷以及金融市场，景气并未在2011年显现，而今年已是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无疑拖累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两者相互影响，迫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这种势头，将继续加重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全球化进程受到影响，局部区域紧张趋势提升。
　　未来会怎样？没有谁准确知道。人们有很多理由悲观，也有很多理由乐观。无论如何，悲观没有出路，乐观尽管并不意味着出路，但至少可以使人积极行动，去寻求出路。
　　不管未来如何，至少历史昭示人们，所谓权力是由无权者支撑的，没有了大量的无权，哪来相对集中的有权？大规模权力更迭，最终是由无权者决定的。一时的掌权者可以无视无权者，但集合而成的无权者力量，足够吞没任何一位有权者或阶层。历史从来如此。
　　伴随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扩展，很难避免财富集中化趋势。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三十多年来的增长中，这种趋势正在加速。但财富集中总会破坏社会平等。如果没有同财富相脱离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弥补和缓冲，这种破坏将更加迅速也更大。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市场和政治，还需要社会机制。如果说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必然造成政治腐败和经济低效；强权力、强市场和无社会的组合，照样阻碍进步。因此，三种机制如何适当有机地组合，正是未来人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