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河南焦作财政改革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他那个接受我采访的预算编制局局长说的一句话，“预算民主和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关系。”
　　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在焦作听得最多的是关于“领导重视”的话，局长这么说，科长这么说，工作人员也这么说。我其实是有点抵触这种话的，在稿件中也尽量避免这种在中国的公共政策领域里最为常见的“官话”“套话”，不过我也得承认，这就是现实。
　　正如焦作财政局局长申相臣说的，从当年做副局长到现在的局长，如果他的想法局长不支持，局长的想法市长市委书记不支持，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这实在是一个大实话。焦作十年前改革时遇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危机，只能说为焦作财政改革提供了现实的契机，类似的问题在当时并不只有焦作遇到了，至于小金库、账外账这些问题，至今在大部分的地区依然存在，但真正像焦作那样进行改革并坚持下来的太少了。
　　领导重视的一个细节是，会计委派制改革，文件下发了半年却推不动，最后全市开了一次大会，会后马上通知银行封存各部门的账户，收回财务章，会计由财政局统一派驻，改革始得真正启动。
　　观察焦作的财政改革，会计委派制是焦作十年改革的基础，因为财政局掌握了会计，从而掌握了真实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成为编制预算、公众参与预算、预算公开、预算绩效管理等一系列改革的基础。正如一位接受我采访的财政局人士说到预算公开时讲的，没有这些信息，公众很难判断公开的信息是真的假的，这就不是真正的公开。
　　这让我想起从去年开始的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虽然从“秘密”到公开，是个实质性的进步，但即便是财政学教授，面对这些笼统的数字时，常常有“看不懂”的回答。
　　这也是焦作改革需要勇气的地方之一，他们很早就突破了这个保密要求，正如申相臣所言，不过就是收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有啥可保密的？类似的事情是政府债务预算，财政局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该做，但这也遇到了争议，因为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举债已违法，编制预算岂不是合法化？但焦作认为，与其任由债务混乱、风险失控，不如用预算去规范管理。
　　不过如果换成一个非财政系统的人的视角去看待焦作的改革，会看到焦作之外的问题。一位焦作市其他部门的官员和我说，预算管得严是好事，但焦作也不是活在真空中，必定要和上级和其他地方打交道，我们去别的地方，人家接待得很好，但人家来了焦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很没面子。
　　同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申相臣提出来的，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要推进，不要总让个人去承担改革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