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有许多观点。有人很乐观，认为美欧危机已经过去，不会有“双底式衰退”，中国能够继续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即增长率会从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笔者认为，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会连续三年下行，经济增速将降至7%甚至更低，但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还会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既不是9%以上的高速曲线，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线，而应该是一条“V”型曲线。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新的产能释放期，这就在供给方面具备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　。经济增长的问题出在需求方面，新全球化的中断使外需大幅萎缩，而内需又被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抑制。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性质的认识，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形成统一认识，即从体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从发展上看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严重不足，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过于巨大。因此“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要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要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并且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问题在于，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突破许多重大体制障碍，并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仍缺乏整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当然在一些方面已经起步，比如今年调高个税起征点，但这仅仅相当于将居民消费比重提升0.3个百分，同新千年以来居民消费率下降12.6个百分点来说，是杯水车薪。
　　之所以到2013年中国经济才可能到达低谷，是因为那时将是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最严重的时刻，也是国际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势将逼迫中国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笔者预言，下一次中国再度走出低谷，一定不是依靠继续扩张已经显著过剩的现存供给结构，而是从分配关系和城市化这两个角度入手，释放出中国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经济再度回到高速增长轨道。
　　因此对中国经济，应保持“短期悲观、长期乐观”的观点，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就是“短期过剩、长期不足”。拿城市化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5000美元时只有三分之一的真实城市人口。之所以用“真实”两个字，是因为在剔除2.5亿农民工后，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只有4.5亿人。而若把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5%这样一个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程度，中国就会新增8亿城市人口，几乎是目前的两倍。可以试想一下，在城市人口为4.5亿的时候，用净出口比重衡量的中国产品净剩余，最高峰时也只有不到9%，如果城市人口是目前的3倍，中国不仅不会过剩，还会严重不足。
　　实际上，从长期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难题不是需求问题，还是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方面的问题产生于体制和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可以自己决定改与不改、变与不变的事情，但是相对于未来1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为实现现代化必须消耗的资源蕴藏量是严重不足的，自己不够只能到国外买，这就不是中国人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了。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世界的资源供给已经走到了一个从过剩到不足的新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国际油价从新千年初的十几美元上涨到最高近150美元，其中虽有国际游资的炒作，但供求关系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衰退的境地，2009年发达国家整体石油消费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美国石油消费甚至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未来危机会继续深化，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会继续处在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却会在未来15年内走完工业化道路。资源价格平稳给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就看我们是否能调整好经济结构，为今后的长期高速增长释放出需求动力。